“五四”闯将杨振声两度被捕的内情

杨振声（1890～1956年）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少有人知他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他曾参与创建“新潮社”,“五四运动”中和同学们一起高喊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游行示威,因表现积极曾两度被捕。     

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

建国前后,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这两次活动都不仅仅是群众性的纪念仪式,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号召继承"五四"革命精神,表达对现实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则书写着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确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即将展开的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意义,即为新中国确立了一个新的思想坐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以"五四"为中介而实质上是为了引导和塑造新思想的纪念活动方式,成为后来"五四"纪念的传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主要社团组织

五四时期国,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而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的社团组织更是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很难与之相比拟的。     

五四运动 星火燎原

1919年5月4日,中国各地已经遍布了干柴,五四运动就是点燃干柴的火焰,一时间,举国上下燃起了熊熊烈火,形成了燎原之势,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热情。各地纷纷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共同奏响了一曲全国人民反帝救国的宏大乐章。     

因革损益: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的道德改革主张

道德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对道德的态度往往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文化观的重要考察层面。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者提倡道德进化,主张斟酌新旧,调和中西,因革损益,熔铸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其道德调和论以是否适用于现实需要为取舍原则,不固守体用之别,观念较为开放,不能与传统守旧者等同视之。     

五四前后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教学与研究

梁漱溟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于1917年至1924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开创了哲学课评介佛家学说的先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新旧两派论战,梁漱溟乃暂时放弃佛家学术追求,转而站在儒家立场,为孔子学说鸣不平;又倡议学生思辨,关心社会,同情五四运动被捕学生;出版其早期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辩论。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也是一个有中心主旨并自具体相的运动。一个同质性的五四形象,既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时人和后人的构建。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探索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并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等面相,进而从后五四时代的认知去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可以看出五四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南社在五四前后的分化

南社,中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先进文化团体,它同仇敌忾不屈不挠地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接着投入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这是南社最为辉煌的十年。南社的文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击了封建文学,动摇了封建统治,但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的五四前后,南社逐步分化,迅速衰落了。     

五四前后的蔡晓舟邓春兰

正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员闯将,他不仅冲锋在前慷慨演说,还断指血书"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他就是安徽合肥人蔡晓舟;他的妻子则是"首批北大女生"之一邓春兰。楔子:从水梓致"老棣"蔡晓舟的诗说起     

自由的维度:五四时期知识青年离婚问题透视

离婚自由是五四时期婚姻自由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知识分子的构想中,离婚自由是打破婚姻桎梏,防止两性错误结合的良策,是男女共享的权利。但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这一理念却被男性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女性的离婚较为被动。女性由于社会压力和自身条件所限,不仅缺乏提出离婚的勇气,给男性主动离婚也造成了压力。因此,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无论男女离婚都非易事,尤其是旧女性更承受了无穷的痛苦。为解决离婚困境,知识界积极献言献策,试图从根本上限制离婚率的攀升。离婚自由观念的构建与其实践困境,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缩影。     

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的争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五四"前后是中国思想界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出现了多种思潮并存、争论不休的局面。这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的几个典型的思想争论进行分析研究,并探索了这些思想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五四时期的重要报刊

"五四"时期出版了四五百种报刊,进步报刊占了大部分。它们共同宣扬民主、自由、博爱,关怀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历史证明这些报刊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同时也正是由于新闻报刊对普通民众的尊重与关怀,使新闻报刊成为民众表达心声的社会公器,成为革命者团结民众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     

共产党成立前后武汉地区的一些情况

五四运动时,各地出现了一些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互相通信,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北京学校较多,成为指导中心。“五四”后,苏联派一同志来（名字记不起了）,对各地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起了促进作用。     

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

从1918年8月到1920年8月的两年间,吴佩孚实现了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也就是说,吴佩孚是通过"公电"媒介来传播他的"民治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张"而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吴佩孚应时而动,通过大众传媒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军阀主义"和重视民意的爱国军人形象,而将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作为对抗五四新潮流的"反面对象",予以尖锐批判。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吴佩孚高举反日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获得了政治斗争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实现了他的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的双结合,完成中国政治权势从皖系到直系的转移。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生命苦旅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自称“五四之子”,并以“五四后期人物”自居,一生皆以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追求民主自由为己任。尤其在台湾的二十年间,提倡自由主义,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对五四时期两个重要问题的认识

这里我想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讲一点意见。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及其历史演进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口号。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     

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

"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扬逐步退潮,与奉献"国家""社会"相比,单纯追求个人独立几乎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反复遭到批判。其原因有二,一是"个人主义"与中国崇尚群体道德伦理的传统相抵触,二是一战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个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理论基础,其启蒙价值遭到严重质疑。抗战全面展开后,救亡图存的时局亦有利于"社会有机体论"和"团体主义"价值观的弘扬和传播,"个人主义"遂彻底走向没落,最终让位于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化色彩的集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