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达公奏议》刊刻考释

正在晚清历史舞台上,合肥人张树声的影响不容忽视。他曾任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是淮军将领中仅次于李鸿章的二号人物。2015年6月18日在美国逝世的“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张充和老人就是张树声的曾孙女。文武兼资的儒将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是张树声(谥靖达)在任官期间所有重要上疏奏议     

边疆教育先驱寸树声

民国教育界出过一些知名人士,像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然而在最为偏远、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也有这样一个热心教育的人士。他默默无闻地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不计得失、不图名利地改变着一方教育,不动声色地书写中国教育的传奇。他就是边疆教育的先驱寸树声。     

如果没有那滴眼泪

爷爷年事已高,腿脚甚为不灵便,加上多方面的原因,他和奶奶搬到了郊外。没想到,因为这样,我却和爷爷渐渐疏远了!曾记得,小时候他天天抱着我,在太阳底下晒屁股,在那张老床上陪我看电视,在那条留下我脚印的水泥路上慢慢地送我上学,听我唱。而如今,我却连他的家门也懒得进了。     

二十岁的成熟度

亲爱的木木： 我今年20岁,和男友青梅竹马,也想过为将来结婚努力。问题是,他只有过我一个女人,我却不止一段情。他对此耿耿于怀,每次我对他有不满,他就拿出我以前伤害过他这点来压我。     

怀念祖父卢作孚

我和祖父同处于人世的时间,终止于1952年2月8日。那天夜晚,他毅然决然去了彼岸世界,走得果断从容,犹如他转战于自己所开拓的每一项事业之间。那一年,他59岁,我6岁。他在重庆,我在香港。他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才4岁多,所以我对他直接的印象已很模糊。但是,儿时的片段记忆和长辈们断断续续讲给我听的往事,却清晰地伴随了我一辈子。     

秦川在老中宣部

秦川同志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2003年1月29日去世了。他走得那样匆忙,没留下一句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和崇敬。我想不起他对我有什么说教,在我心目中都是他的身教。     

疫情下的,那一抹温情

一年前,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可以换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却遭到老公极力反对。他反对的原因,仅是这份新工作工资太低。在那刻,我非常愤怒,愤怒于他只看钱,不在乎我的感受。毕竟,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可是,机会来了,他却极力反对。那些天,我都没跟他说话。     

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披肝沥胆——回忆老伴李敏唐

敏唐同志走了,可至今我仍然觉得他还在我的身边。我们既是夫妻,又是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战友。每当我想起我们共同战斗、生活和工作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凛凛英姿,仿佛就在眼前。他奋斗一生,两袖清风,却给我和孩子们留下了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爱祖国、爱     

“中国整形第一刀”:我在疲惫地走钢丝

他是"中国首席变性手术大师",他成功完成了人体的性别重塑,却在人道和伦理的天平上挣扎;他是整容界的"刀客",女人身体在他眼里只是材料;他带给人美丽,自己内心却千疮百孔……如今他说:"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真爱。"     

关于袁世凯的一些忆述

袁克桓谈其父袁世凯我那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父亲,记忆力明显衰退;我儿子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告诉他多少遍,再问,他总是说“我孙子在北京大学”。然而他奶奶——也就是我曾祖奶奶——给他讲的往事他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编辑手记

在南部非洲的一座小机场,我和父亲依依惜别。这次父亲和他的几位挚友是来和我一道访问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那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我们父子素来贴心,但我送父亲登机时他却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动感情。父亲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多见面,说着     

编辑手记

在南部非洲的一座小机场,我和父亲依依惜别。这次父亲和他的几位挚友是来和我一道访问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那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我们父子素来贴心．但我送父亲登机时他却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动感情。父亲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多见面．说着便泪如泉涌。我向父亲保证说,我很快就会回家。他微笑着登上了飞机。[第一段]     

“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孙家栋

1960年前后,我和我先生姚桐斌散步时,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瘦,腰板挺得笔直的年轻人。我先生对我说：“他就是孙家栋,连苏联专家都佩服他。”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先生平时少言寡语,不但对他的工作只字不提,也从不谈论他的同事,为何他对孙家栋却另眼相看呢？     

父爱无言

深远如海,细微似雨。父爱,无声无息却永存心间令我自立,促我奋进……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不好。从懂事开始到上学,父亲的身影一直很少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别人都羡慕我有一个好父亲,高大的身材,威武,可我却恨他。我渴望父亲的关怀,父亲却长年忙于工作在外,很少和我说话间及我的学习,更不用说像现在有的父母那样为了孩子的成长忙碌。父亲,在我印象里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然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的老师陈白尘

我早在大学时代（1956—62）就喜欢读陈白尘的剧本,但直接与他发生交往并成为朋友,则是1978年他被调来南京大学以后的事了。他任中文系系主任,我在他重建并兼着主任的戏剧研究室当副主任,并协助他指导研究生。虽为同事,我却尊他为师,二人关系便是在师友之间了。     

母亲的那份嘱托

我父亲汪小川自离休直到身体状况完全不支为止,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埋头写作。我偶尔在夜里两三点钟看到过他在灯下伏案笔耕不辍,搞不清他是尚未入睡还是已经起床。我佩服他的勤奋,却没有关心过他写的是什么。从小到大,我们眼中的父亲不是写字就是看书,我们已经习惯了。     

拯救摄影人丈夫的生命

我是一个对摄影一窍不通的大学老师．却在上天的安排下．嫁给了把摄影艺术当成人生最高梦想的红子、一个自由摄影人。我遇到他时．他穷的兜里只剩下五百块钱．靠在广告摄影圈里打零工维持生活。奇怪的是．我却对他一见倾心．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纯真的眼神中倾泻出的心灵阳光所沉醉。不知道是他纯净的艺术化的心灵阳光沉醉了我的心灵．还是他对摄影艺术的不屈追求感染了我．反正．在相识一周后．我们就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听武纡生谈李达

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抗战时期,他曾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我和他有过多次晤面恳谈。一天,他向我谈到一件轶闻。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致信时在重庆的李达。诚邀他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而李达思之再三却婉辞毛泽东的邀请,这个中缘由     

天道酬勤 坚如磐石——记我的父亲杨天石

我的父亲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一般人只看到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头上的这些光环,却不了解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作为他的女儿,我从小就一直目睹父亲的勤奋和努力。在我的眼中,他俨然就是为学术而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