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29．2万字。这部论集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3篇论是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立法的研究；第二部分9篇论是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第三部分5篇论是关于陕甘宁边区社会的研究。其中涉及边区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立法、农村经济、财政税收、金融、手工业、森林、盐业；涉及边区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变迁、妇女问题、社会教育、社会风气以及体育事业等。     

苏联时期及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米罗诺夫吉林大学讲学综述

2005年6月10至31日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历史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教授再度应吉林大学之邀前来讲学,米氏8次讲座新意纷呈,其中两次专讲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综述如下。苏联时期史学理论范式失衡及其后果米氏认为,历史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样,都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如何确定研究对象与如何组织事实。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理论范式的指导。历史学家运用的理论范式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领域借用过来的。目前,社会学领域存在三种基本理论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论、社会冲突论和象征相互作用论(亦称符号互动论),其中…     

唯物史观与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演变

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肇始于对幕末明治以来日本发展道路的现实反思,是20世纪日本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讲座派与劳农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近代日本乡村社会性质及其矛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蔚然壮大,以地主制研究为代表的乡村史研究成为当时日本史学界的显学,日本史学界的阶级史观成形。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乡村史学者在既有领域深入的同时开拓出农民运动史、自治村落论等多元路径,研究范式受到修正。20世纪末,乡村史研究盛极而衰,渐趋碎片化,退为隐学,但呈现注重市场因素等新趋向。乡村既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剖析日本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切入点。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近十余年宋代乡村社会生活研究概述

近十余年来,宋代(包括辽、金、夏)乡村社会生活研究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学者们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著作和论文,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专著较少,只是在许多社会史、经济史著作中包含着这一内容。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方面的论文数量还相当可观,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形成了许多研究热点,其中不乏有份量的文章。笔者将分专题对这十余年来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一、乡村经济乡村经济在宋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论…     

陈序经的文化学与其社会问题研究的关系

在逐步确立自己文化学体系期间,陈序经曾倾心于社会问题的研究,积极参与包括民和华侨问题在内的西南社会的研究工作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的讨论。在西南社会研究中,他应用文化学方法,开展对民的调查研究,拟从中发掘出新的资料,印证西方文化学说,寻找文化发生、发展的一般法则;并宣传进步文化观,主张不同民族应共同发展。有关华侨研究本身是对文化主体的关注,其现实目的是为了保护华侨权益、激发华侨创造新文化的活力。在乡村建设运动的论战中,他以文化进步说、文化时境论、文化不可分论、文化动力论与文化中心论,反对复古趋向、以农立国说,主张立足都市,西化乡村。现实关怀则促使陈序经将其中零散的文化理论进一步明晰化、系统化。陈序经文化学与其社会问题研究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互相交融的关系。     

试论乡村聚落体系的规划组织

乡村地理学是人文地理的重要分枝学科,乡村聚落的演化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中,乡村的意义与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组织,以形成与区域宏观社会经济背景相匹配的聚落体系,对城乡区域空间的整体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阐述了乡村聚落体系演化理论、规划组织理论。关于乡村聚落体系演化,本文提出了区域空间进程中的四个阶段:农业社会阶段、过渡性阶段、工业化阶段、技术工业和高消费阶段。文章还研究了国际上对乡村聚落体系组织的战略方法,包括职能地域一体化战略、选择性空间封闭战略、乡村城市发展战略。文章结合江苏的有关案例,重点论述了中心镇及中心村选建、设施配置、政策配套等内容,指出:①通过中心镇的建设实现乡镇合并、重组;②通过中心村的建设实现农业空间的集约化经营,推动城市化进程;③通过配套支撑体系来实现对乡村聚落体系优化的引导。提出了中心村选建的主要标准:①区位优势;②联系合理;③规模经济;④节约用地。     

乡村师范教育先驱——黄质夫

黄质夫(1896-1963),江苏仪征人,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农科农艺系。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乡村师范教育工作20多年,先后创办了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浙江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积累了一系列兴办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理论。这套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针对中国农村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现状,抓住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兴办乡村师范学校,发展乡村文化教育,培养乡土人才,开发智力,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     

社会资本视角下乡村旅游创业风险管理与控制

乡村旅游创业经济是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当前,乡村旅游创业存在经济风险、文化风险、自然生态风险和政策风险等,乡村社会资本可以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持,因此乡村旅游创业需要社会资本。本文基于我国乡村旅游创业发展风险类型和风险管理机制,从社会资本构建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旅游创业发展的风险管理,提出乡村旅游创业风险控制策略,以强化风险管理,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新定向

本文首先分析了乡村地理学及其相邻学科(乡村经济学、乡村社会学)对乡村研究的基本内容,认为三者各有侧重,乡村地理学重点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乡村经济学主要关注乡村经济系统的组织与发展规律,乡村社会学则把重点放在乡村社会变迁上,但共同交叉之处甚多。乡村问题带有地域性、综合性特点,在当今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地域的功能在发生变化,乡村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均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当前我国乡村地理学需要重新定向,笔者建议以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为主线,加强经济、社会、地理的综合研究,探讨空间结构模式及其规律性,指导乡村发展的实践。     

社会资本视角下乡村旅游创业风险管理与控制

乡村旅游创业经济是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当前,乡村旅游创业存在经济风险、文化风险、自然生态风险和政策风险等,乡村社会资本可以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持,因此乡村旅游创业需要社会资本。本文基于我国乡村旅游创业发展风险类型和风险管理机制,从社会资本构建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旅游创业发展的风险管理,提出乡村旅游创业风险控制策略,以强化风险管理,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美国华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

一百多年来,美国华人研究先后出现了三大主要的理论范式,即早期的同化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史理论和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散居论、全球化理论和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与美国社会的时代变迁、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者本身社会立场的转换密切相关。本文根据不同阶段的指导理论,对于自早期直至今天美国史学界对华人移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既应该认识到各种理论的长处,也应该认识每一种理论的缺陷,要理解美国华人经历的多样性,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兼容并蓄,综合运用各种理论。     

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融合发展的思考

区域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是地理科学与经济科学在解决"经济区域(系统)"的发展问题过程中交叉发展的产物。区域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区域经济学则是二战后形成的新兴学科,但两门学科有着共同的思想发展特点,与区位论的发展紧密相联,与区域问题相伴而生,并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越发具有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在思维方法、研究侧面、学科层次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但两门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理论框架上越来越靠拢,在学科性质上也日益走向融合。     

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研究的主要进展

西部山区由于生境条件差,很多地区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生态问题和贫困问题长期交织在一起,不仅一直受政府扶贫工作的关注,也受区域乃至全球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相关组织的关注。本文主要从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梳理了自20世纪初以来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理论、实证及生态系统等多角度对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过程及其成因机制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随着多学科融合程度的加强,山区乡村聚落演化的研究逐步从以案例区分析为主的一般性的规律揭示走向以模式探寻为主的普适化的理论体系构建,对于山区乡村聚落,由于涉及更多的生态、贫困等多种区域发展问题,开展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综合性研究的需求会更加迫切,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

<正>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两种典型的研究范式:一种是革命史范式，将1840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历史，视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历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和中共工农革命;另一种是现代化范式，将这段历史诠释为从传统的中国走向与全球先进国家接轨的现代国家的过程。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经总结过西方中国研究的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来的“冲击—反应”论，把近代中国历史理解为由西方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第二种范式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传统—现代”论，这一范式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把近代中国看成是如何克服传统、走向普遍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第三种范式是帝国主义论，从全球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和中心—边陲的二元模式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各种历史现象。⁽(1))这三种范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对中国史学界发生过影响，其中“冲击—反应”论和“传统—现代”论被现代化范式所吸纳，帝国主义论为修正版的革命史范式所收编，形成了多个预设性...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笔谈——唯物史观是发展的理论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进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编按]     

毛泽东梁漱溟农民问题理论比较研究

毛泽东梁漱溟农民问题理论比较研究李中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创立了系统的农民问题理论。与之同时代的思想家梁漱溟也以乡村建设理论，对现代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了乡村建...     

拓展思路,深入进行区域现代化研究--"中国东南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福建武夷山举行的中国东南地区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化各个领域,包括城市、乡村、宗教、台湾、人物等诸多方面。研究内容层面宽,时间跨度大,是本次会议的特点,尤其是与会学以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姿态对有关问题用新的方法进行探讨和阐述,使会议始终呈现非常活跃的学术气氛。     

乡村振兴战略认同及其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统揽"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但是振兴乡村战略只有得到广大农民群体的认同,才能激发他们建设乡村的精神动力和参与行为。影响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认同的因素中,既有认同主体自身因素,又有认同客体、社会传播和外部结构性制约,其中社会传播是影响农民认同的最关键因素。因此,重构农民群体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同,既要通过大众媒体和理论宣讲等外部传播,又要推动其在乡村社会的内生传播,并优化乡村振兴战略传播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