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初期难民收容所内的传染病防控

南京沦陷初期,由于恶劣艰苦的生存条件,难民收容所内陆续出现了传染病病例,传染病防控面临对传染病危害认识不够,卫生防疫资源短缺,以及应对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特别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在收容所管理人员的配合下,多方筹措卫生防疫物资,加强对收容所卫生检查与管理,给难民注射疫苗,收容所内终未形成“大疫”。这主要得益于欧美在宁人士对传染病的危害与应对有清醒的认知,难民收容所的有序组织与管理,以及其他慈善团体的支持。     

清末新政与工艺教养机构之推广

工艺教养机构的大规模设立是清末新政中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措施,对社会救济、城市治安、刑狱体系转型及手工业发展均有深远影响。教养机构的出现并非始于清末。但新政以前,教养机构的发展是地方化的,其分布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社会力量较强的江浙等省。新政开始后,工艺教养因涉及发展实业、改良刑狱、革新社会三项重要的改革措施,颇受清廷重视,围绕它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制度化的推动机制,而这一时期州县财政的扩张及地方精英参与的普遍化使得更多地区有能力设立这类机构。由此,工艺教养机构得以扩展到全国,而直隶、山东等官员执行力较强的省份成为新政时期工艺教养发展最快的地区。     

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

政务处是清末新政开始后,朝廷为领导新政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因其职能屡随时局变动,故历来对政务处重要与否说法不一。辛丑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使得政务处在本职而外又代行其他机构的相关职能,因而重要性凸显。本文在广泛收集史料和考订史实的基础上,呈现政务处在设立初期“近真”的历史面相。     

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

旧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早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存在,但大规模的发展则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其原因何在?最普遍的解释是:美国在这时推行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扩张。这当然是最基本的原因,但只回答了问题的     

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

在清末军事改革过程中,全国各地时常爆发军界冲突、军民冲突、军警冲突和新军革命等风险事件,加剧了当时的军界危机和社会危机。作为新设立的省级军事总机关,各省督练公所成为地方应对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的主体机构,负责事前防范、应急处置、善后处理等工作。尽管督练公所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应对措施大体能够控制局势、平息事态,但仍存在风险意识淡漠、防范措施不周、应急预案缺乏、善后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频繁、普遍、反复地发生,反映了各省督练公所应对措施的局限,更折射出清朝地方政府军事管理能力和水平的低效。面对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各省督练公所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无力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清末官僚法律心理的演变与传统礼法制度的消亡

清末礼法制度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末官员在推行礼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态势,即：对宣传推行礼法的厌倦敷衍、对触犯尊卑律例案犯的宽容和对纲常礼教的逆反,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以家族主义和等级伦理为核心的礼法规范功能在清末的削弱情况,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清末礼法消亡的必然趋势。     

民国时期新疆疫病及其防治述略

由于自然、政治、社会的原因,民国时期新疆大规模的疫病灾害相当频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疫病综合防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缺陷。总结民国时期新疆疫病防控经验,吸取其教训,做好经常性的疫情监测,时刻注意传染病的世界流行动态,对传染病侵入新疆的可能性保持警惕,都是非常必要的。     

清末宪政编查馆考察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筹备立宪”,中设置的一个新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等事宜。宪政编查馆是清王朝推行伪立宪的一个御用工具,但从客观上看,这个机构的成立无疑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起了促进作用。本文拟就宪政编查馆的缘起、职掌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略的考察,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民国时期 ,最早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防疫机构首推中央防疫处 ,它因疫病频发而产生 ,是民国时期主要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在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的情况下 ,被迫辗转迁徙 ,前后经历了坎坷的 3 0年。通过中央防疫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以及旧中国社会政治混乱、经济文化落后对卫生防疫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成立缘起自古以来 ,我国就一直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 ,伴随着痛苦与恐慌 ,千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1 91 0年 1 0月 ,东北爆发了上世纪我国最大的一次鼠疫流行 ,疫情沿铁路很快蔓延至直隶…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     

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土地开发政策研究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各种农业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推行清丈土地、丈放官地的政策,加速土地私有化进程,为征税提供保障。同时鼓励垦荒,设立垦荒机构、颁布垦荒法令、实行屯垦政策,对东北的土地开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末潮州会馆的“都门旅费”风波

重读廖琪所著《庄世平传》,方知香港名人庄世平先生（1911-2007．6．2）在青年时期．之所以能在北京读完大学,是得益于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方耀（1834—1891）所捐巨款设立的“都门旅费”。方耀这一造福于世之善举,似在历来方耀史话未被提及,今特作介绍,以彰显一个历史上有争议名人有益于世的另一面。     

1950-1952年重庆防疫网的构建

1950-1952年,受环境卫生条件和湿热气候的双重影响,各类突发性疫病在重庆交相肆虐,使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进而引发社会恐慌.在此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在构建防疫网的过程中,将突发性疫病防治与社会改造、民主建政等中心任务相结合,既成功遏制了突发性疫病在重庆的蔓延和流行,为广大民众构建起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又使党和人民政府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解放之初重庆的防疫实践,为新时代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黑龙江省兽医卫生防疫站

李书化同志,现任省兽医卫生防疫站站长、省防治牲畜口蹄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动物翻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动物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家畜传染病学会理事、中国农科院哈兽研学术委员会委员、声触目兽医医学会副秘书长、省动物保健品协会副理事长。他参与起草了2001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主持制定了与《条例》相关的7个配套规范性文件和《黑龙江省紧急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预案》;主持制定了10项全国动物防疫行业标准,参与审定了68项全国动物防疫行业标准,取…     

清末民初中央政府参谋机构的设置及其沿革初考

清末军谘处、军谘府的先后设立,成为中国近代军令机关独立于军政的先声.南京临时政府也有参谋部的设置.民国北京政府所设参谋本部,基本沿袭清末军谘府,并适当参考了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的构成.三十余年中,参谋本部的机构设置几经变化.     

清末民初丹池矿业纪事

(一)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张鸣岐在广西执政的几年里,积极推行"新政",开办各类学堂,设立新机构,引进新人才等,同时大力兴办厂矿实业.今河池南丹地区办起一批矿业公司,其中最出名的是龙济光开办的庆云公司.     

端方与清末两江地区社会改良

身处清末新旧急速变革的时代,端方作为清末官员,其对时代巨变的观察是敏锐的,在其任职的两江地区奏请立停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创建图书馆、积极兴办各类教育文化事业、推行文化慈善事业、厉行禁烟以改造社会风气等,皆是适应时代需求所做的应变之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端方作为清朝体制内的权贵对社会风俗的改良,是在其所固守的封建文化思想基础和背景之下进行的,注定了其期望通过社会改良挽救清王朝努力的失败,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端方在清末两江地区社会改良的尝试,一定程度上为当今社会文化改革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藏药“九味防瘟散”

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产生以来,人们一直在关注和寻找预防药物。藏药熏香历史悠久,是藏族人民在预防传染病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也是呼吸道疾病的辅助外疗法之一。藏医理论认为,要预防瘟疫病,首先要切断疫气传播途径、防护人体门户(鼻、口、皮肤等)。温热传染病大多侵袭呼吸系统,鼻为肺之门户,所以应首先设防,而佩戴藏药香囊则是有效的预防措施之一。     

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明清时期,国家对疫病救疗虽有行动,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国家逐渐建立了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疫病的观念也日渐积极。这些启示我们:第一,国家对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第二,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第三,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限度;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第五,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报刊发行量的飞速扩张;之二是舆论界自身定位为监督政府,并形成了强大的公共领域;之三是受众由以官吏为主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主;之四是社会各阶层更加注重报刊舆论。至于舆论放大的成因,一是新闻界推行的白话运动,二是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三是政府与民间合力促成的讲报、阅报机构,综合催发清末的舆论放大效应。清朝政府对之未予正视,结果致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王朝统治也随之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