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竞武烈士的三次谈话

我的二哥黄竞武被国民党杀害已有54年了,他只活到46岁,今年是他百岁正寿。我是他今天还活着的惟一弟弟,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我至亲至爱的哥哥。父亲黄炎培在哥哥被害后的纪念文章中写了以下一些文字:“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中间有一个是你。”黄竞武是中国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我们之间有过的三次交谈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第一次是1937年在上海。那是上海沦陷的前夕,大能和竞武我正在复旦大学读二年级,战事吃紧,学校被迫西…     

丁玲与毛泽东一次谈话的真伪

1993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杨桂欣的文章：《“我丁玲就是丁玲”》,披露了丁玲与毛泽东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一次谈话。文中转述丁玲的回忆是这样的：     

一次难忘的旅途谈话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马上赶到汉口车站。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电话的口气,判断可能是要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当我被引进停在汉口车站的一辆专列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已在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中等候我。我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我猜测车是从武昌开来,途经汉口站专门等我的。我们见面之后一一握手,简单问候了几句,毛主席便让我汇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设计问题。这次是开门见山,一见面就谈工作。恩来、少奇同志的插话很简短,直截了当。毛主席利用从汉口到广水3…     

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战略关系,两国之间开展了各个层次的交流。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专家学者有机会与苏联的同行甚至苏联领导人交流。不过,与苏联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同斯大林接触过、探讨学术问题和政治方略的中国专家却不多。     

邓小平关于政研室的一次谈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打倒后,于1973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邓于1975年7月在国务院建立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7人集体负责。我有幸参加政研室的工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政研室的工作     

红色情报工作者——赵宗复与赵中枢(一)

《赵宗复及其战友和学生们》在本刊发表后,深受欢迎。有些读者希望更多地了解宗复同志的革命事迹。本文是作者根据当事人生前回忆写的纪实文学,介绍了抗日战争前赵宗复同赵中枢从事情报活动的部分情况。     

我与年广久的一次通信

在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里,炒货业是一个传统产业。它能贴近生活、紧跟市场,可以将本求利、滚动发展,深受一部分城市劳动者的欢迎。成长于江城芜湖、自喻为“傻子”的年广久所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     

毛泽东为冯白驹将军平反的一次谈话

正那是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我从野战军调来北京,从事国际时事宣传工作,所写时评要文需送外交部审定。何英同志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内容涉及其管辖范围之作,也请他抽空一审。况且,他又是我原来所在部队的一位老首长,并同为海南岛人,彼此结识后便有更多的接触和交谈。有一个星期天,我前往何英家中拜访,提及冯白驹的坎坷经历。何老颇有感触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     

从一次谈话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笔者近日读到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谈话的一则档案资料[1],这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教育问题,毛泽东谈话的部分内容以《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2]为题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发表。谈话的语言平实、生动,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包括学制改革,也包括学生减负,同时还关涉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等     

周林 韩念龙关心贵阳建设的一次谈话

<正>1985年8月20日下午,艳阳高照,暑气逼人。我去花溪碧云窝省委招待所看望周林、韩念龙两位老领导。周林是贵州仁怀人,1932年参加革命,上世纪50年代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韩念龙也是贵州仁怀人,1936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一直在外交部门工作,曾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国内外知名的外交家。两位老人     

对贵州“四清运动”的一次谈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三时半,李井泉同志在家中接见了原贵阳市委伍（嘉谟——编者注）、夏（页文——编者注）、朱（厚泽——编者注）三人。次日,十二月十日上午九时,又把贵州省委第一、第二书记马（力）、池（必卿）找到家中。与伍、夏、朱一起谈话。     

赵宗复与《山西工商日报》

我是赵宗复的学生,1946年在太原克难中学工作,有时在太原报纸的副刊上写点不满现实、发抒个人情感的短文.这些短文,     

毛泽东同周培源于光远的一次谈话

胡澄同志寄了最新的一期《北京党史》给我,上面登了龚育之同志写的《听毛泽东谈哲学》,是一篇问答式的文章,所谈的主要内容是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开会的地方接见一个写作班子谈话的情况。这个班子是     

我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心

1988年,当时我在湖南省教委工作,有幸见到崇敬的耀邦同志,聆听了他的谈话,也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缘由是我和耀邦同志的侄婿徐海初早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结识,他当时是长沙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我是清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84年我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时,海初回湘探亲,又曾相晤长谈。他的妻子胡素贞随耀邦同志在北京读书和工作,这次陪耀邦同志返湘,我得因便拜访。     

我的一次支边活动

背景材料 1．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是利用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才的智力优势,通过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智力的投入,为“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服务所开展的工作。这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国家对贫困地区进行扶贫开发的需要所做的一项开创性工作。     

记杜润生的三次谈话

杜润生老是我父亲的老乡、同学和战友,是对我父亲参加革命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人之一。我第一次见到杜老是1956年,那一年我8岁,而与杜老的交往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文革中     

忆寿彝先生和外庐先生的一次谈话

在“文革”阴暗的日子里 ,冒着风险常去探望外庐先生 ,给他以精神支持的老友中 ,据我所知 ,白寿彝先生当数首位。特别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一年 ,即 1 976年 ,白先生去看侯先生的次数更多 ,谈话的范围更广。这一年我恰好奉侯先生之命 ,住在他家 ,做一些文字工作 ,他们两位老师在小小房间的谈话 ,我作为学生 ,常在旁聆听 ,受到不少教益。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外庐先生刚到历史研究二所工作 ,便注意所里研究队伍的建设 (当时还没有“梯队”这样的词 ) ,聘请白寿彝、向达、韩国磬、李埏等先生为兼职研究员 ,同时积极为专职研究员贺昌群、王…     

回忆我与溥杰先生的一次交往

正1980年代,好友李霍勤女士(安徽省徽剧团编导、省内知名剧作者)的新编历史京剧《憨郎与紫薇》,由铜陵市京剧团排演,参加安徽省第二届戏剧节汇演,获得了二等奖。在戏剧节上演出时,恰又被北京《戏剧电影报》主编杨晓雄先生看中,并撰写《满汉团结的赞歌》一文在《戏剧电影报》上刊出。之后,又在杨晓雄先生的操持     

阎锡山与马歇尔的一段谈话

一、关于“军事调处”的实质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参谋总长,晋升五星上将)任驻华特使来中国,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当时,国民党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不得不借和谈之名,欺骗人民,制造舆论,争取时间,以加紧部署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主张和平、民主、团结的形势下,于1946年1月10日,继《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代表各一人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所谓“调处”。这个军调执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