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下午茶为何抛弃绿茶选择了红茶?

正《丝路上的茶叶贸易:欧洲人为何抛弃绿茶选择了红茶?》1705年,英国爱丁堡刊登了一则广告:"绿茶每磅售价16先令,红茶每磅30先令。"这个广告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绿茶比红茶便宜将近一半;二是当时的英国是红茶绿茶并行。那么后来,红茶是如何压倒绿茶,成为占当今世界消费80%的茶呢?一是绿茶保存难度大,在大海上漂流的过程中,受到潮气、海风的侵蚀,茶叶很难保持好的状态。而红茶经过完全发酵,被取出水分,具有保存更久的优势。     

从中英茶叶贸易看鸦片战争的起源

追寻19世纪鸦片战争的起源,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茶叶贸易。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使得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影响了其国家财政收入。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默认东印度公司从事鸦片贩卖。鸦片贸易不但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健康,而且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钦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英国商人不甘心鸦片被没收,遂想尽办法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确保自己的利益。一场由茶叶贸易引起的鸦片战争遂拉开了序幕。     

加了锁的茶叶盒

从17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国茶叶输入英国,茶叶成为商人、贵族等上流社会消费的奢侈品。伴随着茶叶的消费,英国人对中国茶具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大量的景德镇瓷茶具和宜兴紫砂茶具与茶叶一起,一路漂洋过海到达英国,成为贵族茶桌上的主角。在这些外销茶具中,有一类漂亮的茶叶盒尤其得到女主人的青睐,且每件茶盒都配上精致的小锁,钥匙只掌握在女主人手中,那就是产于中     

饮茶在近代英国的本土化论析

茶作为中国先民的伟大发现,随着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性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传入西方,尤其在英国社会由上至下渐次传播开来,至18世纪末期基本实现普及。饮茶在英国社会被普遍接受为其本土化奠定了重要基础。饮茶的本土化其直接体现为饮茶方式的转变,英国人的饮茶偏好由绿茶逐渐转为红茶且添加牛奶和糖。此举不仅受到绿茶与红茶价格对比发生变化的影响,而且与红茶的温性属性且能更好地和牛奶、糖相结合有关。牛奶为英国饮食传统中的重要部分,糖的大量食用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潮,该做法也暗合于当时人们关于饮食可以调整身体健康的社会认识。不仅如此,饮茶在英国的本土化更体现于其文化内涵的变化,它舍弃了中国茶文化所包含的精神追求,而更加重视家庭饮茶所蕴含的脉脉亲情。该变化一方面缘于传播媒介早期介绍饮茶时偏重于其实用功效,另一方面更是中英文化的不同取向影响的结果。     

窃取我国茶技的英国“植物猎人”

中国茶叶曾经在国际茶叶贸易中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给我国带来滚滚财富,后来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从中国窃取茶种、茶苗、茶技,种植生产出大批价廉物美的茶叶,中国茶业受到很大冲击,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作为英国博物学家兼经济间谍的福钧,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那么,福钧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窃取中国茶种、茶叶技术的呢？     

通往世界的西南捷径——从成都出发，寻访古代西南丝路

邛崃花楸山上,人们在采摘当地有名的绿茶“花秋御竹”。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茶树由南向北传播之路,滇南是茶叶的原产地,而川西则有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茶树。明清以来,这条古道的许多路段更成为茶叶贸易的通道。     

保丰绿茶

保丰绿茶,即武汉市洪山区九峰乡保丰村林场生产的绿茶.其品种有毫锋、银芽、龙井、毛尖、珍眉等.保丰绿茶于1971年问世,便非同凡响.1982年首次参加武汉市茶叶评比便获奖.此后,不仅在市级评比中年年获奖,还进入湖北省名优茶的行列.1986年保丰毫锋被评为省优良产品,次年被评为省优质产品,1993年上了一个新台阶,毫锋与银芽均获省一等奖,1994年,毫锋获省优良奖,银芽获省特等奖,在全国性的“94中国陆羽杯”茶叶评比中荣获一等奖.自此,保丰绿茶不仅名满三镇,还在《湖北名优茶》一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进入全国名茶行列,还受到联合国环保组织官员以及朝鲜、泰国、日本等国际友人的赞誉.保丰绿茶不愧为江城茶中佼佼者.     

不幸的鸦片世纪

正清乾隆后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高歌猛进;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商船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英国贸易版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760年到1800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额猛增了10倍以上,但英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英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茶叶,这些茶叶一般都是以白银来支付。随着贸易量的增加,东印度公司为了解决白银短缺问题,以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向中国输出,因此引发鸦片战争,此后百年间,鸦     

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19世纪后半叶 ,长期在国际茶叶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遭遇印度、锡兰和日本等新对手 ,在最重要的英国茶叶市场上 ,印度茶叶早在 1875年已经取得对华茶的竞争优势。相对于印度茶叶 ,华茶出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国资本对国际茶叶市场的操纵、中印茶叶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国际茶叶市场结构的变化。华茶国际贸易的衰减对中国茶农、茶商和政府都造成损害 ,带来中国外贸出口结构、政府财政和茶区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变化     

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分析

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其中欧美市场最为重要;就国别来看,荷兰、英国、俄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及澳洲、北非则是这一时期中国茶叶最重要的海外承销市场.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上述各国茶叶市场的地位和份量呈现出动态特性.     

日本中学英语教科书的文化内容

伴随日本2008年新的《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强化包括英语在内的各学科学习成为日本国内教育的首要目标。交际和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成为英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日本中学英语教科书中的文化内容,从跨文化理解的视角出发探讨日本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以期对我国的英语教育有所启示和反思。     

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育

中西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映射了中西文化差异。因此,在商务英语的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要潜移默化地渗透中西文化差异教育,让学生了解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这样才能使他们掌握语言的背景、内涵,从而恰当地运用商务英语进行商务活动。     

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红色革命信息的几种传播途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存在共产国际这个信息传播中枢,中国的红色革命信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得到了持续传播。《共产国际》、《中国论坛》、《今日中国》等英文刊物,是传播中国苏维埃运动信息的主要途径。此外,中国红色革命信息也曾通过一些公开出版的著述、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之间的联络人员的报告、公开播音的广播电台等途径得到了传播。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Lhagpa Phuntshogs

The English edition of China Tibetology, long awaited by Tibetologists at home and abroad, is now being published after years of intense preparation.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greetings and good wishes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friends in Tibet studies circles through this magazine.     

清代后期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基于英文文献的考察

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从事传教、考察、游历、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西方人笔下,清代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城高池深,人口众多,各省移民和多民族人口聚居,城区布局严整;作为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西安城贾通八方,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相关英文文献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复原清末西安的城市面貌,更可藉此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对于西安城的认识与评价。     

中国大陆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研究——以1982~2011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论文为基础的分析

论文基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2年以来刊发的约60篇马华研究论文,同时参考近年来大陆有关马华研究的博士论文,分析了大陆关于马华研究的主要领域、资料来源、资料类型、研究方法、作者群特点等。研究显示,大陆关于马华的研究,涉及到政治、政策、宗教、文化、社会、文学、女性、族群关系、医学和音乐等领域;研究者重点使用的是英语资料和马来西亚当地的资料,使用最多的是中英文图书,其次是中文期刊和中文报纸;文献分析法是主要研究方法。大陆已有一批比较固定的马华研究者,但人数相对有限,且少有人进行专一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选择马华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作者成为当今学界研究马华的主要力量。     

The Real vs the Imaginary: Sir William Chambers on the Chinese Garden

Sir William Chambers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nglish architect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but both in his day and later hi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admiration for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art, particularly Chinese landscaping. Between 1757 and 1773, Chambers published three treatises praising the ingenious mixture of nature and art in a Chinese pleasure ground, criticizing the then influential English gardener 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 and trying to goad English garden design into the direction of China. He did not achieve his purposes mainly because he mixed what he knew as genuine about the Chinese gardening art with what he fantasized about it. While recent scholarship has focused on his fantasy,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at Chambers knew or imagined about Chinese landscaping, what he and his detractors were for and against, and how the fiasco of his 1772 and 1773 treatises, which he brought upon himself, nevertheless helped to usher in a new phase in the English reception of Chinese landscaping id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