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王保顶董仲舒的五德终始学说为刘汉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循环不已的五德终始动性体系也为王莽代汉准备了逻辑基础。东汉建立之后,惩于前汉亡国的教训,对五德终始学说进行改造,使原本用于说明朝代更替、政权嬗变的动性体系变为规定封建...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The Five Virtues theory, designed to legitimate rules, was based on the belief in a cosmological system. The theory of the Five Virtues was replaced by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orthodoxy based on moral critic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in the Song Dynasty launched a campaign against the Five Phases theory and the Apocryphal Texts, Fengshan, and Chuanguoxi, which constituted the main body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They sought to eliminate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eradicate their influence on people’s thoughts. Their high keyed and advanced political and ethical notions during the Song period became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reveal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Luo Hui from Zhongguo Shehui Kexue 中国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 (2): 177–191     

原始道教的兴起与“五德终始说”的演变——东汉黄巾军口号与“五德终始说”关系讨论

原始道教兴起于两汉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原始道经信奉者原本提出了一套救世方案劝说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改良,在多次进献救世经典均遭拒绝之后便走向民间传道布教,发动民众进行暴力革命。在原始道经信奉者从社会改良到暴力革命的转变过程中,借助的舆论宣传手段就是"五德终始"理论的相生和相胜说。在劝说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改良时信奉相生说,而当他们进行暴力革命时,主张的是相胜说。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中的"苍天"之"苍"是蓝色,是水的颜色,象征东汉的水德;而"黄天"象征黄巾农民政权,是土德,表示土胜水。从此以后,相生说与相胜说便成为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在有关朝代更迭问题上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认识路径。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谈到了"洪水说",即四千年前世界全陷于洪水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从夏禹开始;谈到了"地顶说",即昆仑为地顶,在洪水期间保留了人类的早期文明,昆仑有"四大金龙池",是额尔齐斯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的源头,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这些奇特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政治目的?本文认定,《康子内外篇·地势篇》涉及到"地顶说",但已发展成为"地势说",是康有为在戊戌之后的思想。本文说明,康有为弟子徐勤、刘桢麟、梁启超政论文中的"地运说",即人类文明从印度发生,向西传播到欧洲和美洲,将通过东西两条路线(俄国西伯利亚、美洲经日本)传到中国,才是"洪水说""地顶说"的最后结论。     

“两唐书”说略

“两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社会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产生时间、编纂思想以及取材内容之不同,而使之各有差异.因之,对这两部古籍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且对阅读与利用这两书的内容资料也很有现实意义.《旧唐书》虽然产生于五代时期,但有其漫长的形成历史过程.按唐朝修撰国史,始于高宗时期.据载: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首次撰成武德、贞观二朝国史八十卷.接着著名史学家吴兢又续成国史八十卷,于天宝八年(749)兢死后由其     

略说宋代的“大臣”

<正>"大臣"一词频繁的出现于宋人的言说之中,其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常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综观宋代文献,"大臣"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有三种含义:对上层朝官的泛称、特指正副宰相和正副枢相(即"宰执")、儒家理想中的能够辅佐君主实现大治的士大夫官僚,试分疏如下:一、泛称上层朝官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御史中丞冯拯上言:"皇城副使焦守节缘坐免宙,虽逢赦宥,未蒙任用。望特     

也谈历史的“终结”

也谈历史的“终结”刘德斌冷战结束．２０世纪进入尾声,＂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语）的到来．这三者几乎同时发生在人们面前,使人感觉到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由此．反思历史也就成了自然之事。事实上,早在１９８９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尚未解...     

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

南宋人陈傅良是有宋一代最精于宋朝典章制度的学之一。在历史记载不全,南北宋之交典籍大量散失的情况下,陈傅良的不少考证被後人不加分辨地接受和引用。     

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宫说”

关于西周金文中所谓“康宫”问题 ,唐兰先生认为康宫是康王之庙 ,立论的基点是昭王时期铜器令彝铭文。但对令彝的年代和铭中人物的看法 ,学术界一直聚讼不已、多有纠葛 ,致使“康宫说”历来备受质疑。本文通过对令彝及相关铜器铭文和史实的综合考察 ,认为令彝的年代在昭王时期是可以成立的 ,因而“康宫说”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

史志学界对地方志本质属性问题讨论已久,但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从具体剖析新近有人提出的“官修性”入手,指出导致方志属性问题认识混乱的两个误区：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混为一谈;认定本质属性具有惟一性。进而提出：地方焉的本质属性由地方性、资料性、时限性、编纂体例独特性四个属性组成,四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

关于地方志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是地方志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史志学界曾进行过多次讨论,但至今尚无统一的看法。在本届志书编修即将结束之时,对方志本质属性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有不少同志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官修性”一说颇具代表性。修志界有些同志认为,官修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更有人提出,官修性是地方志所特有的属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今撰文谈一些个人的粗浅意见,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和修志同仁。     

说钩膺——兼论“罗缨”、“纂緐”及其他

传世文献中常见的"钩膺",古代学者一般都解释为"樊缨"。根据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来看,"钩膺"不是"樊缨",而应该是两件马饰。"钩",是"娄颔之钩",已经有实物出土;"膺",可能就是秦陵铜车马、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两骖马的"缨环"。     

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向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本文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此外,宋朝配享议案出于翰苑的惯例,也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处于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功臣配享,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其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后来的撤换反复,反映了时过境迁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     

孟子“处士横议”说考辨——兼论孟子的语言伦理

批判"处士横议"是孟子人生中的大举措,然而当代学者对处士身份的认识并不统一,有学者将处士释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之人"。这一解释不仅违背战国史实,也消解了孟子批判"处士横议"的合理性。孟子以"善言"为标准,以立言行仁为主旨,以"知言"为前提,评判战国处士言说,断以"横议",折射出其注重道德功用的语言伦理,既要求言说者的言语行为要担负一定的社会道义责任,接受公众道德规范的制约,也强调接受主体的话语理解须有道义责任的约束。     

“湖湘派”的领袖与中坚——王闿运、邓辅纶诗文交谊论略

王闿运与邓辅纶是卓有建树、领袖群伦的湖湘派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他们因仰慕对方诗名而结交,一生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作为意气相投、同声相应的诗友,他们推崇选体,力追汉晋,开一派诗风,为湖湘文学增添了一道异彩。他们年轻时共寻诗径,年老仍切磋诗艺,留下许多文坛佳话。     

肇庆鼎湖山“荣睿碑亭”说略

到过肇庆鼎湖山的人都知道,在鼎湖山庆云寺旁,矗立着一座由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额、颇具唐代建筑风格的“荣睿碑亭”。在碑亭的正中,树立着一通连同底座在内高约3米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日本入唐留学僧荣睿大师纪念碑”1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纪念碑的正面左侧,刻着两行小字落款。     

宋朝的“高考”

宋朝的“高考”常路现今,高考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年夏天都牵动着千百万考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神经。＂高考＂制度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到了北宋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重文轻武的时代,科举制度日趋完善,成为宋朝推行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略说“孔”和孔姓的起源

在研究孔子祖籍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孔子家族的成员上溯到殷商王朝晚期倒数第二代王的帝乙这一支上,属子姓。据史书记载,帝乙的庶子微子启（商纣王的庶兄）在周初成王时被册封建都于宋,以治殷之遗民。微子卒,其弟微仲接任宋公位①。微仲的四世孙鲍祀弑其叔父宋炀公以后,太子弗父何（鲍祀之兄）辞让公位,于是鲍把自立为厉公。自弗父何传五世至孔父嘉,因其五世亲尽,故被列为公族,并以字为氏,任宋大司马职,此即由子姓变为孔姓之始②。周桓王十年（公元前710年）,孔父嘉和宋殇公并被太宰华父督所杀。此后,孔父嘉的儿子金父又由…     

再谈“长沙窑源于邛窑说”——兼答罗平章先生

文章从制瓷工艺、时代背景、窑场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再次与罗平章先生详细论辩了长沙窑的起源问题,认为长沙窑源于邛窑而不是岳州窑。     

苏轼进士科名次甲第考释——兼说宋朝进士甲乙丙科问题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欧阳修本欲置苏轼之文为第一,却因避嫌而最终置之第二。以往的苏轼研究虽时常征引此记载,却对此及相关材料的解读失于粗疏,使得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较好名次成为民间乃至学界一定程度上的主流认识。然而,对相关史料细加考察并结合制度详加分析后可以发现,欧阳修只是在省试中论的单科考试中将苏轼置于第二,而苏轼的省试最终名次其实并不靠前。殿试结果苏轼初列丙科,而后升为乙科,应是从第五甲升至第四甲,赐进士出身。宋代科举中习称的甲科,在五甲制下一般是指第一甲,乙科则是指第二甲至第四甲。但乙科与丙科之间却界限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