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通商银行曾作废23万张钞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太后及刚毅等人．企图借助义和团消灭洋人。邀义和团入京。京城秩序大乱,烧杀抢掠,商店及金融机构等遭受巨大损失．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也在劫难逃。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该分行遭兵、匪抢劫,并被焚毁。六月十六日（7月12日）,北京分行襄理钱邦彦在致总行总董、督办函中谈到这此被抢的损失说：“计抢去本行钞票十万两．现银二万八千余两。银元二万五千余两,及各户借券、契据一概无存,房屋殆尽。内有税务司汇丰帐目等项一并失毁,触目伤心。     

通商银行北京分行被抢事件试解

历史错综复杂,曾发生令许多人扼腕叹息的历史事件。由于缺乏史料使许多问题难以理清真相,但有时候,一些不经意的小物证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弄清复杂事件来龙去脉的有力线索。1900年,庚子事变中,通商银行北京分行被抢劫,三年后上海中国通商银     

中国通商银行之伊始

中国通商银行创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图1）,是中国新式银行之嚆矢。先有盛宣怀提出:鉴于海防多事,上下竞言自强,首需重视理财,以全国之财作通商惠工之本,银行乃中枢之设,故名为通商银行。其有奏言曰:“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亦为通商银行之名由     

中国通商银行与“宁波商帮”

中国通商银行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首家获准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银行,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的开始。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发行钞票,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政府取消其发行权为止,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期长达3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行钞票历史最长的商业银行。而中国通商银行与“宁波帮”舟山籍人士有直接关系,其中以朱葆三、刘鸿生最为密切。     

中国通商银行及其发行的伍圆纸币

10年前,朋友赠我一张中国通商银行伍圆纸币(封面),票幅153×81mm,左右及四角花符内均有面值。中间椭圆形镜框内为财神像,像下方两旁注明"凭票兑付","通用银元"及"上海",下缘有"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五日印";背面上缘英文中国通商银行行名,下缘公元纪年1920,中央圆形篆     

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过程中,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张之洞主张先办铁路后办银行,不愿意保举盛宣怀创办并督理银行,迟迟才同意对御史管廷献的奏折列名复奏,并对中国通商银行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思想动机,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为了防止盛宣怀由控制中国通商银行进而控制芦汉铁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派系矛盾、张之洞重“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及其现代银行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也都影响到他对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态度。     

中国通商银行第一版纸币

光绪二十三年4月26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开业,它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首家获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大本票和最小支票

笔者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银行工作,1993年退休,由于工作原因酷爱金融票证收藏与研究.至今我已收集了金融票证包括债券、股票、银行票、其它票证等共50个大类1100种3000余枚,其中银行票证(本票、支票、汇票、钞票、当票、存单、存折、借据等)就有1000多种.     

浅析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钞券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在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向近代商业经济发展演变进程中,现代银行的出现,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鸦片战争后,英、法、德、日、俄等国列强在侵入中国的同时。相继在华开设银行．以操纵中国的经济,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与国内金融市场,并通过大量贷款,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银行成为它们对华实行经济侵略．加紧资本输出,掠夺中国财富的重要工具。     

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钞券初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从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向近代商业经济发展演变进程中,现代银行的出现,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鸦片战争后,英、法、德、日、俄等国列强在入侵中国的同时,相继在华开设银行,以操纵中国的经济,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与国内金融市场,并通过大量贷款,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银行成为它们对华实行经济侵略、加紧资本输出、掠夺中国财富的重要工具。     

广东中国银行特别券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     

用陕苏区改制代用币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暂没见有实物(只见有民国二年版中国银行伍元券加盖“广东”样票),柏文则认为是“发行五元毫洋特别券”,并对民国二年版广东省银行伍元加盖“中国”和“毫洋”字样券是否为特别券持有疑义(插三上图1…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揭秘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存世极少,十分珍贵。其面值见有壹元、五元两种(插二下),其中壹元票长144,宽89mm;五元票长160,宽92mm。钞票正面,上端均为篆书“中华民国中央银行钞票”、下侧均有篆书“中央银行发行”字样,中间则分别为隶书“壹元”或“五元”之面值,四角分别有“壹”和“1”或“五”和“5”的面值数,底纹均为由无数“中央银行”小字纵向排列而成的放光芒图案;钞票背面,中间分别为“壹元”或“五元”面值,面值两侧分别有“1”或“5”字面值数。吴筹中先生曾在1990年第三期《中国钱币》上刊出过一张五元票的黑白图版,当时他认为是…     

几张鱼目混珠的中国农工银行壹圆券

中国农工银行是由原大宛农工银行改组,于1927年2月正式成立的。该行为商办,开办目的在于以农工银行扶助农工业的发展。开办资本金为1000万元(实收500万元),是为民国时期一家重要的民办商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特许发行银圆兑换券,该行的第一版银圆票在1927年开始发行,发行的主币面额为壹圆(图1、图2)、伍圆、拾圆三种,辅币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三种。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中国农工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被取消,该行发行业务由中央银行接收。最近见到了几张“特殊”的中国农工银行壹圆券(图3、图4、图5、图6)。这三张壹…     

华俄道胜银行钞票的建构

一、历史发展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俄国欲垄断满洲的商业利益,在1895年成立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 1895-1910）,总行设于圣彼得堡。清政府同意订约,缴入股款库平银500万两。1898年开始发行钞票,包括库平银两票、制钱票,在中国满洲里等地行用。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发行与流通

一、引言1 91 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同年2月 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业 ,8月 1日中国银行总行开业 ,1 0月 1 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开业。总行和各地分行均使用原大清银行旧址。中国银行成立伊始 ,为应急需 ,将大清银行印制 (美国钞票公司承制 )好的尚未签字发行的李鸿章像兑换券 1元、 5元、 1 0元三种加印中国银行行名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河南、东三省、直隶、山东等地名 ,加上图章和签字 ,采用十足准备金 ,加以发行。由此拉开了中国银行发行纸币的序幕。从 1 91 2年 1 0月至 1 939年 8月…     

国家博物馆藏东古银行铜元票考

2004年6月,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待鉴定分类的文物卡片中,有两枚原定名为“东方银行发行的拾枚纸币”,该币发行时间为1930年,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财经战线上的主要负责人林伯渠收藏。笔者对革命根据地货币有过一些研究,但从未听闻“东方银行”。因此,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关注。关于银行的考证由于这两枚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均有较大磨损,而且都中间断裂,原来均用白纸条粘贴,而且文物卡片上的照片只有其中一枚纸币的黑白正面照,其图案和有些文字分辨不清。借助放大镜可以看出纸币的中上方弧形框中有右书“苏维埃政府”字样,…     

一张改写银行发展史的钞票：嘉庆朝“广东银行”银票（上）

中国境内第一家外商银行 ,以往学术界一致认为是鸦片战争以后的 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商丽如银行 (OrientalBank :香港名称为东藩汇理银行 )。故该行于 1846年开始签发的香港流通钞票 ,一般被认定是第一张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外商银行钞票。① 本文从发现的 1819年“广东银行”银票 ,对前此一般的看法提出质疑。原文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审定后 ,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2 0 0 2年第 3期。全文以学术论证为主导。因篇幅较长 ,部分有关发行此银票的家族历史背景及其他分析已被删除。因《中国经济史研究》为学术期刊 ,大部分纸币藏家都未…     

ONE FOOT ON EACH BANK OF THE OTTAWA

A capital city is, or should be, symbolic of its country. In light of this, two approaches are used to structure an analysis of Ottawa-Hull - an integration and a separation model. The policies of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ose operating at provincial and city levels are seen to create a complex of forces simultaneously pulling Canada's capital in several quite different directions. It is clear that the national capital fully encapsulates the constitutional stresses and the two-language richness that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untry as a whole.
Une capitate symbolise, ou devrait symboliser, son pays. Dans cette optique, on peut analyser Ottawa-Hull sous deux angles différent: un modèle ďintégration et un modèle de séparation. La politique du gouvernment fédéral canadien et celles déterminées au niveau provincial et municipal, créent un ensemble de forces qui entrainent simultanément la capitale du Canada dans plusieurs directions fondamentalement opposées. Il est évident que la capitale canadienne englobe à la fois les tensions constitutionnelles et la richesse des deux langues qui caractérisent ce pays dans son ensem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