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宗旨和雷戈的历史观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世纪末史学反思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反思的目的，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是为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刻意去创立什么“新史学”。雷戈先生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所谓“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其带有神定论色彩的衰退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史学与公众的统一

史学与公众的统一任奇正在８０年代中后期的“史学危机”的声浪中,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检讨了过去的研究工作,认为历史学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冷遇,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史学背离了公众。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史学工作者们提出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口号,主张应用现代理论方法,研究与...     

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

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时起步和开展的。作为研究史学史所应持有的基本观点和表述上的要求,分期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三、四十年代,当第一批史学史专著问世的时候,在内容上都有分阶段叙述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明显地受到梁启超观点的影响,把史官、史家、史学和史学趋势等方面作为阐述史学史的大骨架,并在此基础上,把史学史作某种段落式的划分。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的“史学史的做法”一节里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     

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在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桎梏以后 ,近年来 ,对宋代货币史的研究明显地有了进展 ,无论是对宏观问题还是对微观问题的研究 ,都比过去明显地趋向深入 ,高聪明先生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版 ) ,就体现了这种研究的进展和深入。首先 ,我认为本书较好地实现了史与论的结合。目前史学界有二种令人忧虑的倾向 :一种是被人们批评为“浮躁”的倾向 ,即有一些史学著作作者对基本的史实都没有了解 ,就大发宏论。其背后的推动力是急于成名、评职称和各式各样的考核。另一种倾向是一些反对“浮躁”的人走了极端 ,他们反对一切…     

明代广东史学探析

对明代史学研究较为系统的钱茂伟先生曾说：“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同时指出,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明代史学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并且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表明,“明代的史学研究,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期。”受此鼓舞,本文拟对研究薄弱的明代的广东史学略作探析,并请方家指正。     

历史理论与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和创新

为纪念《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缅怀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业绩,学习白寿彝先生的办刊思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本期特辟专栏,发表下面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在总结白先生办刊思想的基础上,所论各有侧重。易宁教授重点对历史理论、外国史学等栏目的编辑提出了看法,指出要在国际学术的视野下,研究学术前沿的动态和热点问题,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扬弃,实现学术创新,表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汪高鑫教授从重视理论探讨、加强综合研究、倡导优良学风三个方面,谈到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认为这几点对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周文玖教授从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视角,论述《史学史研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的贡献,并对《史学史研究》的特色进行总结。《史学史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家园。把《史学史研究》办得更好,是对前辈学者开辟这个家园的最好纪念。     

“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于2015年9月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应该正视和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理论研究也到了应该认真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会议提出当前应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学理论研究如何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相结合,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研究的形态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培养,学术争鸣与史学评论的重要性等等。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崛起原因探析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史坛沉寂了30多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犹如狂飘骤起,气势非凡,取得了可喜成就,闯出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近十的走出低谷的史学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史’旗帜下获得的。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社会史研究方面。”‘’‘因而被一些知名学者誉为中国史坛“光彩照人的奇葩”,和文化史一道,是中国史学“奋飞的双翼”。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再度崛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势所必然。它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     

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

二十年前,白寿彝同志曾撰写《谈史学遗产》(载《学步集》页129—154)一文。今年,他又在《史学史研究》季刊上,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我认为,作者关于史学遗产的许多见解,对推进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种情况,今天还是存在的。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

10年前(1989年)的新春2月,收到张广智先生所赠的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读到作在《前言》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中国古书上的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嘲讽迂阔的意思。人海上天,穷尽万事万物,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公式。但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限于作目前的情况,也只能采取‘管窥蠡测’,或蝴蝶点花的方式了。因此,本书不敢自命为一本‘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笔只是在西方史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摄取若干断面,重点铺     

当今日本史坛值得关注的理论动向——阐析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三种理论

本文在序言中扼要介绍了日本现代史学中的两种传统观点 ,分析了 2 0世纪70和 80年代日本学术界对传统观点的质疑以及 90年代后这种质疑发展为三种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理论———“总体战体制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1 94 0年体制扼要论”的根本原因 ,然后分四个部分阐述了这三种理论的立论宗旨、方法论原则、基本内容以及这些理论对日本现代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广泛影响及遭到的批评。在余论部分 ,作者评析了这些理论。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怎样看待历史研究的主体——侯外庐谈史学工作者的自我修养

正《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的巨帙,由张岂之主编,于201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这部宏大的著作对于说明过往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对于启发现在和未来的思想研究尤其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侯外庐关于史学工作者自身修养的若干论述,讲一点学习的体会,和史学界朋友交流。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一、论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关于史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是侯外庐在史学领域中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开辟制度史研究的新境界——《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评介与思考

正制度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制度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点,这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毋庸讳言,既有的制度史研究常常陷入了纯制度研究的窠臼。由于"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1),所以,纯制度研究不仅不利于深刻认识和客观公正地评判一种制度,也难以提出较具建设性的意见。如何将鲜活的实践纳入到制度史研究中去,遂成为了制度史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活’已经成为衡量制度史     

记白寿彝教授史学思想讨论会

1994年10月6日,为祝贺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治学65周年暨85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行了“白寿彝教授史学思想讨论会”。京津地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领导及有关教学和研究人员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讨论会由史学研究所所长龚书铎教授主持,二十余人在会议上发言。 几十年来,白寿彝教授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矻矻以求,成就卓著。他的研究所得包括史学理论、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许多领域。从整体上看,上述诸领域,展现了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安徽史学》一九八七年总目录

论论史学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李传印(1·1史学研究应重视社会心理分析 ...............··.……周义保(2·1古代史安徽私家藏书述略……刘尚恒(1·议)项羽自奶乌江并非民间传闻—与计正山 同志商谁·····,……王贵华(1·33)唐代宣州的紫毫笔……杨希义(1·77) “道学”、“理学”称名考辨 ”‘”’…’········……王茂(1·6)论朱元漳与淮人官僚集团之矛盾 ‘””’‘···········……何平立(1·19)明季深台英雄沈有容和《洪林沈氏宗谱) ’“”’‘二‘········……姚永森(1·25)论三代…     

“新史料与新史学：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的中国史研究,在社会史与区域史等研究潮流的推动下,史料的数量和类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这固然有利于史学繁荣,但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种种缺陷。在史料快速增多的过程中,如何整理和研究大规模、成批次的史料,在技术、组织和分析方法上都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一些新的史料,以往研究较少,我们对于解读与研究这些史料,也相对缺乏经验。史料的增多对跨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现代理论更对史学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这种形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