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现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史学的勃兴使得历史书写回归了传统叙事手法,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读者需求。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源远流长,现今在正统史学领域这一传统却遭到摒弃,回归我国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于促进史学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关于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任务,这其中也包括历史学。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史学工作者的共同责任。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话语体系,深刻总结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形成中国史学特有的风格、特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把世界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建立自己的世界史研究体系;必须贯彻"百家争鸣"方针,鼓励不同学派争鸣,同时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应对挑战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传统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质疑历史认识客体的真实性,强调语言对历史建构的决定性意义,把历史文本等同于文学虚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反思传统史学理论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其所表现出的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特点,也颇受人们的质疑。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范式,即所谓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反思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也是我国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刘华初副教授讨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及其实践的文章,欢迎学者们参与对此问题的讨论。     

史学视角下“narrative”与“叙事”概念比较刍议

“narrative”和“叙事”,是两个从自身文化传统中生成,当前常被互译的词汇。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它们皆构成历史的一种重要言说模式。narrative通常呈现为一个沿时间线展开、具有细节性过程、仿佛在自我讲述的故事;叙事则主要指史书的属辞比事,依照“叙”的本义,它更强调通过排列次序来辨明事物的条理。从发展体系看,narrative暗示着史学作品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孪生关系”;而在中国古代,与“实录”互为表里的历史叙事在推动叙事文类的早期发展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narrative和叙事折射出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亦体现着历史学超越特定文化的共性。史家通过有序地展现人事过程来理解过去,并再现一个富有意义和秩序的历史世界。     

历史叙事的理性逻辑——约恩·吕森与当代西方历史叙事理论

有别于海登·怀特以语言分析哲学为背景的"诗性逻辑"叙事理论,约恩·吕森以大陆哲学为思想背景,以历史理性为准则,构建了一套"理性逻辑"主导下的历史叙事理论。吕森的历史叙事理论以历史意识为基础,以历史意义为思想目标,历史叙事作为历史意识的实现形式而呈现。通过历史叙事形成历史连续性并给予人类生活以时间导向,形成历史认同,吕森力图论证历史叙事的当代合法性价值。历史意识、历史叙事和历史意义在赋予历史经验以意义的层面分享着同样的逻辑内核,这三个概念分别归属于历史思考的精神意识领域、学术研究领域和功能实践领域。在当前"诗性逻辑"叙事理论处于理论窘境的情境之下,"理性逻辑"的历史叙事能给我们以思想启示。     

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

史学“碎化”是美国史学重建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史学“综合”是大多数美国史学家的心愿,但也有史学家提出,关键并不在于史学“综合”,而在于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关于宏大叙事的各种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史学中的“宏大叙事”。美国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曲折反映。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史学出现疏离宏大叙事的趋势。史学家们惊叹宏大叙事的缺失,呼吁和设计宏大叙事的重建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建面临种种难题。这些难题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与后现代理论的瓦解作用造成的,这是当代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世界史学需要直面的问题。而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后现代理论的产生与宏大叙事的缺失一样都可以追溯到更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关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前景如何,只有将来的美国史学家能够回答。     

历史类展览中的叙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叙事是当代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尤其关注过去如何被表现出来并为大众所理解。近年来博物馆学也在进行某种"叙事转向",博物馆的历史类展览可被视为一种叙事,同样为大众提供理解过去的途径。但历史类展览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研究,当代史学理论可为之提供思路。由此出发,不仅要重视展览本身,也要重视博物馆作为一个空间的配合作用,将展览和博物馆视为一个整体。同时,在设计历史类展览时,不能仅将藏品展示出来,更应该思考通过藏品形成怎样的历史叙事,以及如何形成这样的历史叙事。     

场所叙事及其对于城市文化特色与认同性建构探索——以上海滨水历史地段更新为例

论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场所的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种城市文化特色塑造的基础性的新方法"场所叙事"。论文阐述了相关的定义与内容,探索了城市文化特色与其认同性建构的场所叙事策略与路径。相比传统基于物质形象塑造模式,场所叙事更倾向于将场所中隐含的非物质的社会文化信息展现到物质空间之中,来凸显城市亚文化;同时,场所叙事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框架来建构文化认同,培育场所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论文对上海滨水历史街区"老码头"更新进行考查,从场所叙事角度,来诠释与验证其策略在历史街区重构中的适用性。本文的贡献在于为当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塑造城市地域文化特色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及其意义

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至清末的七百余年间,纪事本末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与历史悠久的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叙事上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优点,它是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即章学诚说的"因事命篇"的历史叙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对南宋以下至近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从民族国家建构神话到多元化视角叙事——以淘金热史为例看澳大利亚史学研究之嬗变

考察澳大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变化,为学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史学理论的整体嬗变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淘金热史先是作为一种集体历史记忆被整合进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随后它又进一步被推崇为澳大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宏大叙事或现代化史学的典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又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史学界反思批判历史发展阴暗面及其代价的重要对象,如今它日益成为澳大利亚历史研究中多元化叙事的代表性议题。澳大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变化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对澳大利亚史学研究的塑造。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批判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叙事史在西方史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克罗齐直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所谓"叙述本身就是历史"盛行于史学界。但近50年来,"叙述性"史学的弊端遭到无情的揭露。     

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革命史叙事"的本质特征是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研究和撰述历史。革命史叙事的体制化和体系化是时代的产物,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塑造的结果。刘大年在史学理论及具体历史编撰等方面代表着从多领域丰富和完善革命史叙事体系的努力方向,对革命史叙事最后形成完整体系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的发展

1986年越南开启了革新开放时代,对其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越南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深受越南社会变革的影响。为满足革新开放时代的变革要求,越南史学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逐渐减少教条主义、空洞说教、方法单调的弊病,开始借鉴和采用国际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打破单向性的思维模式,以更为开放的视角和评价标准重新认识诸多历史问题,从过去仅以越族为主体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叙事转变为以宏观历史视野和当今国家疆域范围来建构越南历史,过去基本以政治史为主导的史学逐步转向以“总体史观”引领的史学,研究领域和具体层面得到拓展丰富。尽管出现这些积极的转变,但越南史学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真正达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仍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妥善应对理论与实践、史学与政治、传承与创新等多方面的挑战。     

狄奥尼修斯对早期罗马历史的构建——基于对《罗马古事纪》的考察

作为罗马帝国初期希腊学者文化观念的样本,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纪》在古典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界以客观史学标准为依据,将狄奥尼修斯与《古事纪》分别视为史料抄写员和史料汇编,未曾从研究狄奥尼修斯历史构建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古事纪》塑造的罗马传统及展现的罗马人形象,进而剖析狄奥尼修斯赞颂罗马背后暗含的希腊中心主义思想。狄奥尼修斯以希腊知识分子的视角,将希腊学者所知的罗马历史嵌入对罗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古事纪》构建起希腊文化传统与罗马政治文明之间的联系。它与拉丁正统叙事完全不同,是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对罗马历史的一种新的解释。     

从家族叙事村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二)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理解当下医学的悖论:思想史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编史学理论对医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医学史的书写从名医传记、技术发明和重大事件转向健康与疾病的话语分析、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强调医学史研究应将健康、疾病等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福柯关于"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的分析,揭示了传统上被认为是进步的医疗干预潜在的消极因素。尽管许多历史学者不认同这类"元叙事"(metanarrative),认为其否定了历史对客观性的探求,但从过去以研究"伟大的医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