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

历史研究中的新“范式”正在成为史学界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问题似由“现代化研究”而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回归,中国史学界兴起了对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比之把“现代化”主要视为社会进化“目标”的西方早期研究,     

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研究范式转化及常人方法学的启示谈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研究领域和范畴,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对作为民俗文化主体的“民”的研究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核心。然而,究竞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常人方法学注重对“普通人”日常实际行动的探讨．并形成了“破坏性试验”、“会话分析”、“陌生化”、“行动索引性”分析等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将对当前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以有益启示。     

征稿启事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是国内刊登华侨华人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刊物,1998年以来一直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2012年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本刊坚持学术性,密切跟踪学术前沿,注重学术创新。辟有“专论特稿”“分析探讨”“史海探源”“档案史料”“书评书介”“译文园地”和“动态信息”等分类栏目以及“侨乡研究”“新移民研究”“归侨研究”等专题栏目。竭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赐稿。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台湾客家研究及未来展望

台湾学界近十几年来在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以“台湾史”的研究和最近兴起的“客家学”的研究,可说是两大“显学”。但“台湾史”的研究被部分意识形态太强的学者左右,使得台湾研究的“显学”反而变成“险学”。而台湾客家学的研究,从社会政治运动萌芽,因此应该要注意避免台湾史的研究的覆辙,否则大家的心血将会自流。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与“冷战”缠绕在一起 ,也正因为如此 ,形成了局限性甚强的冷战史“旧研究”。对“旧研究”的自省与冷战之遽终使J L 盖迪斯领风气之先的“冷战史新研究”应运而生。盖迪斯的反思浓缩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若干基本特征 ,如 :全新时空框架的获得 ;基于多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可能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冷战史研究格局的形成 ;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与重新认识等。此外 ,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 ,中国学者贡献良多 ,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 ;因此 ,“冷战史新研究”也折射出中外学术交流的基本困局 ,耐人深思。     

仪式中的“点化”：以湖南汨罗龙舟竞渡仪式为例

通过对湖南汨罗龙舟竞渡习俗的研究来阐述“点化”这一概念,它的理论体系与人类学的仪式研究一脉相承。借助这一概念,试图阐述静态的各种“状态”是如何在“触媒”的作用下,通过“点化”来完成“状态”“过渡”的。“点化”这一概念适用的广泛性,不仅能够使持续几百年的“历史状态”发生转变,同样,也能够让日常仪式的“状态”发生转变。通过“点化”,各种“状态”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一跃”。相对于以往的人类学研究,“点化”这一概念清晰地揭示了两种“状态”在转换过程中的玄机,它展现了在当今的社会中,静态的各种“状态”是如何动态地实现过渡的。通过对“点化”这一概念的实证性研究,我们还能够发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条件以及它通常发生的情境。试图将这一概念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之能够解释我们生活中许多生动而复杂的现象。     

“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学术的地方转向,研究区域史与地方史,探析基层地方社会实态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当在“整体史”视野下细化“地方性”研究的研究路径成为一种趋向时,当研究力求跳出“死”的制度进入“活”的领域时,那些能反映百姓日常生活实态、听到不同阶层的“声音”、获取“活”的文本等内容的地方档案显得尤为重要。     

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

“新革命史”以与传统革命史观“对着干”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二者有着很深的“学统”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城一度式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其实,即使凸显革命史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既是一些具体研究实践的升华,又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革命史研究取向的归纳和命名。近十年来,缘于学术自身的演进、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呼唤,中国革命史研究呈现复兴的态势。“新革命史”研究热即是“再兴”的一个典型表现,且预示了“两个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长谷川如是闲的《老子》研究

昭和初期是日本加大学习西方力度的一个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学”也成立在这个时期。其中,《老子》研究尤以引领“中国学”的武内义雄和津田左右吉二人最为著名。被誉为“评论家”的长谷川如是闲虽不能说是一位“中国学”的大家,但他注重对《老子》思想性的研究且颇具特色,与津田左右吉不分伯仲,堪称日本昭和初期《老子》研究的代表。本文就长谷川如是闲“老子论”的研究手法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其具有“outside”和“inside”兼在的双向研究视野剖析他研究《老子》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法。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从“寰”与“奠”的性质变化看西周王土的“诸侯国”化

西周都城区域内有“县(寰)”与“郑(奠)”,两者相互关联,同时也与“王畿”、“畿内诸侯”、“郡县”等概念相涉。根据学者研究“县”、“奠”的性质是周王最早的直辖地域,属于“王土”,这是正确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县”、“奠”的发展方向,不但像学者说的与后来的郡县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有向“诸侯国”变化的趋势。方     

市场呼唤“花儿“产业

“花儿”是青海的百科全书,它发展的轨迹,客观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它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有时代的独特性。因此,抓住历史机遇,努力打造“花儿”品牌,全力推动“花儿”走向市场,逐步形成产业,从而为青海的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花儿”学在新时期的重要使命。“花儿”产业要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花儿”学要找准与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坐标。“花儿”研究要引导“花儿”发展。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花儿”学不仅包括理论研究,而且有“花儿”的演唱与发展,应是一个稳定、完整、科学的体系。几次“花儿”研究热表明,每一次的“花…     

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

一、考古学的历史简况“考古学”一词,公元前四世纪出现在欧洲,当时只是泛指古代的科学而言。到了近代才把考古学赋予了固定含义。中国的北宋时期,研究“金石学”的著述,可以说是我国“考古学”的前身。所谓“金石学”,主要是研究钟鼎彝器和碑刻文字。到了清代,除了“金石学”之外,新出现了“古文字学”。到了民国初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铜器、简牍、石经和墓志进行了整理研究,使“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有了新的发展。另外,在清代还出现了“古钱币学”和“印章学”等。尽管有各种学科的出现,但基本上都没有摆脱“金石学”或者称为“古器物学”的圈子。     

论康熙朝“风闻”的禁与开

所谓“风闻”,指言官不必有确凿的证据,扑风捉影即可参奏的“言事之例”。其对于“发奸剔弊”,“澄肃官方”,加强皇权有积极作用。“风闻”由来已久,据洪迈考证:“盖自晋宋以下如此。”“风闻”作为广开言路的措施,在清康熙朝经历了禁与开的复杂过程。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深化清史研究不无裨益。     

邢窑“精细透光白瓷”的初步研究

１９９１年邢台市成立了“中国邢州窑研究所”,任务是：在前“河北省邢窑研究组”对邢窑粗、细白瓷研究的基础上,对邢窑的“精细透光白瓷”、“唐三彩”乃至“早期白瓷”和“早期青瓷”进行补充研究,①并根据“仿古创新”原则,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现将该所对“精细透光白瓷”的初步研究,②简报如下。一关于“精细透光白瓷”的文献记载邢窑是我国烧造白瓷最早的窑口之一,就目前窑址遗存可证,邢窑白瓷始烧于北朝后期,其后经过隋朝的发展,至唐已达到了鼎盛阶段。邢窑白瓷从瓷质上说,共有三个瓷种,即“粗白瓷”、“细白瓷”…     

“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之我见

近年来,天地会起源问题再次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93年以来,先后发表了诸多论文与著作,论证天地会是由万五道宗所创立。在有关书评、书序中,皆称“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以下简称“万五道宗说”）是天地会起源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可喜突破”、“创见”等等。我被一些学者称为“乾隆说”的代表之一,在拜读过他们的大作后,也想对“万五道宗说”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使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再深入一步。一、评“万五道宗说”的研究方法与论证方法历史研究应当是从大量经过鉴别的史料中引出结论,而不是先提出一个结论,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