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诗之形式美

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气势磅礴,气韵飞动,浪漫飘逸,豪迈奔放。笔者尝试从一种新的角度——形式学来阐释李白诗歌的美,兼及阐释李白诗歌特色形成的原因。     

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

一李白作为我国人民所爱戴的伟大诗人,他的创作成就,在整个古典诗歌连绵不断的群山中,矗立起一座浪漫主义诗歌的高峰。在创作中,李白差不多运用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所有表现手法。而表现自我,表现主观,在诗歌中塑造自己鲜明的抒情个性形象,则更是李白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我们不妨以李白与杜甫作个简单的比较。杜甫和李白的诗同样具有灼人肺腑的感情,都有诗人自我的形象。但杜甫往往是寓情于事,寓“我”于物,表现得沉着蕴藉,     

李白在金陵的游踪与诗作

李白是中唐诗坛领袖,他写于金陵的诗有90余首,这个诗歌不仅与金陵文人高度契合,而且使金陵山水名胜增色,被后世奉为典范。现将李白在金陵的游踪与诗作一并作一考察,进而分析李白与金陵山水人文的内在联系。     

寒山子诗歌的流传与影响

寒山子在唐代虽算不上第一流诗人,更比不上李白、杜甫的诗歌那样为人们所传诵,然而,由于寒山诗包含禅机,近仙杂儒,隐含着一种超尘脱俗的空灵感,以及一     

杜宇声声忆思归——李白与黄庭坚杜鹃诗浅论

唐宋时代描写杜鹃的诗歌可谓多矣,本文以李白的《宣城见杜鹃花》和黄庭坚的诗《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为例,从语言用字、风格特征、情感抒写等方面探讨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李白豪放飘逸诗风形成原因探微

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那么盛唐诗歌则是这个诗歌国度的最高峰,而李白的诗歌更是最高峰上的璀璨明珠。李白的诗歌雄奇豪放,浪漫飘逸,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被称为"盛唐时候的最强音"。笔者认为李白豪放飘逸风格形成的原因有时代等客观原因,同时也有诗人自身等主观原因。     

李杜蜀道诗比较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提出此论之后,后人着重讨论李杜之长处,而李杜优劣论逐渐消失了。尽管李杜优劣论往往褒贬过甚,但这种争论突现出两大诗人的优点和缺点,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互补特色。众所周知,李白、杜甫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两大主流,他们各有各的成就。李白《蜀道难》一首中所提的蜀道地名只有太白、峨眉巅、清泥岭、剑阁四处,可见此诗作意不在于实景描写,而在于感情依托。与此相比,杜甫的蜀道诗按时间与空间的转移,以每个地名或景点来作题,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诗仙”与“诗圣”的差别。李白的《蜀道难》使人感到空灵;杜甫的蜀道诗让人觉得充实,李白诗好在于“空灵之美”;杜甫诗美在于“质实之真”。     

浅谈唐代三大诗人写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诗

采用比较研究分析法,对孟浩然、杜甫、李白写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诗,不从诗作技巧角度去评论他们的诗的高下;而是从他们的生平思想、生活背景、感情世界和诗歌意境人手,分析他们的同一主题、同一景观的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命运、不同性格的观照下,所产生的不同的社会意义、艺术特色和美学效果。     

李白、杜甫的舍与得

<正>天宝四年（745）,开启了一个洋溢着酒精与豪情、推崇诗歌和远方的时代。当年深秋,34岁的杜甫与45岁的李白经历了去年畅游梁宋后的暂短分别,再次相遇于鲁郡东石门（今山东曲阜）。两位诗人度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日子,在鲁郡一带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留下了登临歌咏的足迹。潇洒之余,杜甫隐隐担忧：人生除了诗和远方,难道就没有其他追求了吗？他便写下《赠李白》,以诗代问：     

李白“壮观”碑刍议

李白一生写诗一千多首,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他在书法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只是书名被诗名所掩盖。众所周知,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是世人公认的李白传世唯一的书法真迹,是国家一级文物。而在山东济宁太白楼内馆藏的诸多刻石中,保存有1件镇馆之宝—“壮观”楷书石碑,相传亦为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真迹。     

论纳兰词的思想境界

纳兰性德的词在清词中首屈一指,但在文学史中地位不高,大多源于人们认为纳兰词无病呻吟,思想境界不高。文章将纳兰词与李煜、晏几道、李清照的词作对比,展示其叛逆、纯真、旷达的积极面,认为文学史应该给他在我国词发展史上更高、更重要的地位。     

郑珍为诗取径的主次分轨

郑珍为诗,要在学韩,本于叙议,出于学问。兹论分轨所由,多自学韩而出,及其所之,则上下唐宋。以宋人学韩,故郑珍学宋,盖亦学韩一路,得于宋人句法、苏黄驰骋才学及宋诗机趣。韩从杜出,故郑诗学韩,与学杜无悖,多在即事、叙述及诗语祖述。郑诗略近孟诗者,固以遭际相似,而有情感认同,不似孟郊刻厉;似乐天、太白,则以学韩叙议,造语至于敷衍散漫;似李贺,则以郑诗奇气在焉,而用语固有取用;小诗有似王维者,悉写乡居生活、片时风景、一时感受,拟之贴切。     

“飲中八仙”之聚散與天寶文學走向

"飲中八仙"是天寶初期形成的文人羣體,嗜酒、狂放、風神、才藝等共同特徵,是該羣體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其存在時間從天寶元年秋末到天寶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個月。"飲中八仙"中,除了李適之確實與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鋒外,目前尚無證據表明賀知章、李璡、李白、崔宗之等人參與了李適之與李林甫的鬥爭。但是,"飲中八仙"的交往,使他們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終被迫解體。"飲中八仙"的解體,對天寶文學的發展走向産生了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爲三個方面:一,開元以來統治集團的尚文傳統在天寶時期逐漸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發生了變化,天寶時期普通文人與執政的宰輔大臣之間相當疏離,他們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數量衆多的文學羣落。三,天寶文學的内容和題材與此前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崔颢、李白名诗格律研究

唐人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诗是流传千古的名诗。崔、李及同时代人均未说是七言律诗,然而宋代至今均有学者大家硬说崔、李之诗为七言律诗。本文根据七言律诗平仄格律规则,详论崔、李之诗不是七言律诗,而是七吉古诗。     

《毛诗》晚出四证

《毛诗》晚出,这已是诗经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毛诗序》、《毛传》晚出于何时？晚出的原因何在？证据是否确凿？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毛诗序》、《毛传》与《礼记》、《史记》与三家诗的关系,对《毛诗》学派的发展流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何绍基诗歌创作中呈现出的师承渊源

何绍基是晚清宋诗派中最有成就的诗论家和诗人,其诗歌创作中呈现出的师承渊源非常丰富。何绍基一生不论为人、治学还是写诗作文皆服膺苏轼,苏轼忠孝节义的道义心性,旷达乐观、洒落超迈的胸襟,格物致知的进取精神与谐趣睿智的人格魅力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何绍基的诗作中除了对苏轼诗句的借用、比喻手法的吸收以及大量次苏韵等表象外,还在谐趣、理趣、儒者伦理的追求等方面得苏诗之神韵。随着阅历的变化,何绍基寄韵白居易,创作了讽喻诗,语言平易流利,不避口语俗语。晚年的何绍基心境较为黯淡,师法对象再次发生转移,“自将诗心比郊岛”,企望“敲诗”“苦吟”而达到“人夸奇想自天来”,寒瘦之诗成又一风貌。     

诗酒风流——从李白饮酒诗看中国酒文化与诗人创作之联系

中国的酒文化对诗人的精神世界,创作心态及作品风格产生着深远影响,本文联系中国诗人饮酒的渊源、历史,以李白为典型代表分析中国酒文化与诗人创作的相互联系。     

李流芳生平交游考略

李流芳为明未著名的文人画家,他不仅在绘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且诗文、书法、印章均擅,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李流芳早年热心干科举,曾六次进京会试,但均铩羽而归。他晚年醉心于山水,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浪迹江湖,创作了不少山水画佳作。由于李本人无画学专著,且诗文书画又散佚较多,故本文试图通过著录文献及其诗友的文集大致梳理出其生平及交游的情况。     

岑參對唐詩西域之路的雙重建構

岑參西域詩建構了一條唐詩西域之路。詩中大量西域地理語彙是現存唐詩中僅見的。岑參詩歌詳盡記述從長安到安西乃至中亞諸地的行程,完成了唐詩西域之路的地理學建構,客觀上成爲以詩證史和補史的典範。這些西域詩又充滿了真淳深婉的性情和昂揚壯烈的猛志,岑参賦予了這條道路濃厚的人文色彩,完成了唐詩西域之路的文學建構。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