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金普森李分建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寥若晨星,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求教方家。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粮食法...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

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渐趋猖獗.这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弱小的民族工商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为维护和稳固自身统治,国民政府试图遏制华北走私,取得一定成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见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后对目政策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

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姚会元抗日战争前的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对币制进行一次重大改革,实行法币政策,直接有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准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维护法币,对坚持抗日关系甚大。本文拟就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一、国民政府发动法币改革１９３...     

政教分离,抑或政教合一?——国民政府对西藏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政策考量

近代中国,共和体制下的国民政府为消除西藏在国家行政上的"特殊之形式",谋求对其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改造,实施政教分离,改变长期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宗教至上的社会状况,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从而巩固边疆。但由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对中央若即若离,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政府在处理西藏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了诸多调整,反映了其在推行政教分离和维护政教合一制问题上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态。     

抗战初期日本侵夺津、秦海关税款保管权问题再考察

抗战初期,日本提出扣留津、秦海关税款要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与英、美政府都试图说服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然而,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表示明确反对,却又无法提出合适的解决策略,只得以拖延战术应对。总税务司又提出,由津海关税务司以个人名义处理津、秦海关危机,以保全国民政府的"面子",英、美亦分别提出多种方案供国民政府选择。随后,国民政府决定以牺牲津、秦海关的利益,换取解决战时全国海关问题,却遭到日本军方的极力反对。在武力威胁面前,"交涉"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迫于各方的压力,国民政府由抵拒走向妥协。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试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公家与会牌的职能

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地处边陲的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胡庆钧先生调查的滇东汉村正处于现代政治权利与传统地方私权的冲突与对抗中。传统的公家与会牌作为地方最后的传统威权,长期以来维护了地方的稳定与发展;但近代以来,地方政权在发生变化,很多地方纷纷建立了具有合法性正式的组织,这种自上而下由国民政府主导政治变革,试图将地方权利纳入近代化的轨迹,非正式的地方威权"公家、会牌"有被替代的迹象。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石源华国民政府对流亡在中国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始终是支持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具体支持方式和政策有所变化。抗战八年间,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动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援朝政策的重点、内容及其取得的结果,大致上经...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浅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

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如何解决好农民问题,合理的分配好土地,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是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客观公正的看待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演变,是我们应当把握的主题。     

浅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

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训政体制进行初步探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人民对它的信任,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自居,表面上以孙中山先生所设想的"以党治国","五权宪法"思想为指导来组建政府,其实质上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以党治国"成了"一党专政",根据"五权宪法"设立的五院成了国民政府下的具体执行工具。     

和谐社会构建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探析

收入差距扩大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笔者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未来收入不均的问题上。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土地政策等。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可谓有得有失。得之一面为,当胜利不期而至之时,国民政府尚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大体掌控着纷繁之局面,重建其对收复区之统治,同时通过主动发起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会谈,以政治方式因应中共挑战,并通过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局势,使其得以顺利接收,并获取大量物质资源。失之一面为,接收缺乏周密规划,混乱不堪,为官吏贪渎大开方便之门,若干私心自用之政策,广受社会批评与垢病,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之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同时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企图未能实现,军队重新部署亦不尽理想。得失相较,得为短期实利,失则导致了国民政府失败命运。     

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北大核心CSSCI

抗战后期以动员青年人为主的从军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国民政府的危机局面日益严重,国内对国民党不满的政治力量日益活跃。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