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季江南士人“纳妓为妾”之风——概况和原因探析

明季内忧外患、政治腐败,促使士大夫对传统理学和现实政治进行反思和批判。随着各种思潮的激荡,社会风气渐趋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注重物欲的观念,一些政治失意的士大夫,通过蓄娼纳妓来消除内心的痛苦,寻求精神的安慰,遂成一时风气。然而她们并未因从良使其社会地位有所改变,事实上她们仍是丈夫附属品。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唐代士大夫群体诚信之德的历史考察

具备文学素养,有知识,有能力,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唐代士大夫群体,是唐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官僚士大夫秉承信为国本的政治理念,思想家们阐释食可去而信不可失的人生信条,史学家们将诚信化为善恶必书的治史原则,文人学士则将诚信融入激情飞扬的诗文之中。唐代士大夫的诚信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一种从政精神——以范仲淹“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中心

范仲淹所云"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主要在于倡导士大夫做官要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勇于任事,敢于担当。这是一种宋代士大夫为官从政的现实准则,体现出积极向上的人生理念与处世精神。其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民族传统精神、儒家思想影响、现实社会促动以及特殊个性等内容。范仲淹的言论身行和人格风范在宋代社会广泛传播,直接影响周围一些文官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对改善当时的士风产生了一定作用。在当今社会,这种从政精神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清末科举制的革废与文人地位的变化试析

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管理选拔考试制度。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大夫阶级被颠覆,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随之解体。士大夫没有了,读书人依然存在,但没有科举制的牵引他们与为官为绅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被逐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找不到相应的社会定位。随科举制革废带来的国家体制内读书人(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月旦评谈汉末名士风度

东汉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士大夫清议朝政,品评时风、人物的现象。许劭则是其中的典范之一。尤其他组织的"月旦评"和对曹操贴切的评价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在被排斥出朝局的情况下仍能自勉自励、不断的为社会推举贤才,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名士风度"。     

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

日本历史学家对于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曾长期把他们看作是一种主要担负着政治使命的角色。远藤隆俊(EndouTakatoshi)发表于1994年的评论《中国近世宗族论的展开:士大夫研究的一个着眼点》(《集刊东洋学》,东北大学,1994年),虽然主要是围绕宗族问题来展开的,却对于到那时为止的日本学术界研究宋代士大夫的情况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在他看来,宋以及宋以后,承担起中国近世社会政治使命的人,主要就是士大夫。因此通过解读士大夫,我们就可以透视中国的政治结构。所谓士大夫,就其涵盖范围而言可以指两个人群。狭义的士大夫指这样一种人们群体,他们在…     

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     

略论民国时期广东经济发展的特征

民国时期,我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历经沧桑。由于客观环境条件及经济规律的制约,广东经济发展道路坎坷,并形成了其自身的特色。     

雅的裁量权——论明代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商业化中对话语权的垄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集团在文化—政治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商业特征得以充分展开。士大夫通过文化商品品第与艺术内涵的决定、新风尚和消费模式的引领等,掌控了文化商品价值的裁量权,同时参与到文化商品的供给、交易中,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的垄断地位,并使其文化创造活动兼具经济意义。新崛起的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挑战士大夫对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与权力的排他性。但由于士大夫对文化核心价值定义的垄断,商人只能从而导之。在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士大夫凭借其在文化上的垄断,成功地强化了其在文化、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修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中国近代社会公平思想初探

公平是历代社会下层民众及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即使是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也不例外。无论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抑或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不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己任。近代社会的公平思想为后来中国社会公平思想的追求起到了奠基作用。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忽视对其基本细胞——家庭经济的考察。遗憾的是国内对宋代这个领域的专论尚付阙如,日本、美国许多学者对在宋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士大夫阶层及其家庭观念的兴趣颇浓,而对士大夫家庭的经济形态则顾及不多。本文试图勾画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轮廓,分析该经济体的运转状况尤其是再生产的实现过程,以期从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出发窥探宋代社会经济。     

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

<正>士大夫是指学习儒家文化并践行儒家学说的特殊的社会角色。陈寅恪认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页)阎步克认为士大夫为"亦儒亦吏,学者兼为官僚的特殊社会角色"(《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剩男剩女在宋朝

剩女看似是近代产物,但从历史中却不难找到大龄女子的踪影,尤其是宋朝。宋朝期间,是我国剩男剩女最泛滥之时,何以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准则之下,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一切只因为当时的皇帝忌讳习武之人,而文人手无缚鸡之力,遂鼓励全民读书,并颁布有利于士大夫的政策,如士大夫之工资乃历朝最高、士大夫犯法不会受过重的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试析朝鲜开化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侵略朝鲜,此时朝鲜国内政治腐败,农民起义不断,阶级矛盾尖锐,朝鲜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鲜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官吏在吸收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初步形成了代表朝鲜近代社会发展方向的开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