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料为史学研究添翼——撰写《湖北通史·秦汉卷》的一点体会

本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倡导和强调地下发现的考古资料（特别是考古所获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并重,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践证明,对于古代史研究,仅有传世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考古发现提供新的更有力的证据。正是由于数十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提供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尤显珍贵的考古文献资料,才使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现在这样的繁荣局血。1996年初,我省重点科研项目一《湖北通史》的编撰正式启动。全书由著名历史学家意开沅教授、著名楚史、楚文化…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二十一世纪古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183;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随之而来的新史学观,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在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力行,郭沫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旗帜高扬等等,而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则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开始发掘,应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任务十分明确,     

活着的古城

“几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个饶富兴味的话题,专家在做出解答时,往往会引用大学者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出的地下之新材料,与典籍中固有的纸上之旧文献对照印证,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复原出古人的生活图景。     

二重证据法与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认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开始提出的,但是早在1917年夏天,王国维已经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是王国维只是强调了地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作用,但其实纸上材料对地下材料的作用也很大,在考古学研究过程中更不容忽视。因而,在考古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纸上材料。     

"神话考古"的若干反思

20世纪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大多都注意到一个问题：传世文献中涉及神话的材料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零散不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为他们指引了方向。王氏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王氏当时之所以倡导此法,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到时人“疑古之过”,其初衷在于补救疑古过甚之弊,欲以“地下”、     

殷墟发掘成果与展望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董作宾先生到安阳小电主持第一次考古发掘,揭开了殷虚发掘的序幕。今年正值殷墟发掘70周年,郭沫若先生曾赞誉殷墟发掘是新史学的开端,中国古史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殷墟考古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基础,他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呈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著名学者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了契刻文字,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学者纷纷从事甲骨文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在众多的甲骨文研究者中,贡献最大、成果最丰当数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是收藏甲骨文数量最多的…     

世界之安阳——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创新

正一、引言殷墟遗址正式考古发掘九十年了,作为中国考古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十余年了。安阳已被举世公认为中华文明摇篮,回顾殷墟考古发掘研究史不仅可以认识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亦可以评估上古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李济亲自参加殷墟发掘研究五十余年,《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已是传世名作。他在美国演讲归纳出殷墟商代文化六大特征:制陶新发展、青铜铸造、文字系统、大墓及人牲、战车、石雕。他发现这六大文化特征没有     

最具中华文明意义的百大考古发现（五）

41．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商代晚期）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横跨洹河南北两岸。该遗址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铺帐·铺房·铺床--婚仪民俗文化研究之一

<全唐诗>里,收有不少有关婚姻风俗的篇章,其中有元和进士、皇太子僚属陆畅以<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为题的两首.诗云: 云安公主贵,出嫁王侯家; 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

任何社会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殊的社会背景 ,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和局限性。所以 ,把产生于特殊社会背景之下的理论运用于其他社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研究“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和“后殖民主义”等概念运用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功能 ,强调运用理论时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具体经验。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蛋茶"

以茶待客是中国普遍的风俗。在江苏南部农村中,待客的“茶”却不是用茶叶,而是鸡蛋、红枣等;主要是鸡蛋,称作“蛋茶”。主人烧茶、来客吃茶部有一定的俗规,以下介绍丹阳县农村的风俗。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

本文认为"夜不收"是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而"捉生"则是后金(清)崛起后为获取军事情报而采取的一种捕捉哨探的行为."捉生"的有效实施,体现了军事侦察活动在从明到清转折时期的决定性胜利中做出的特殊贡献.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