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历史背景对史书创作的影响——以《西域闻见录》和《圣武记》为例

清乾隆年间的《西域闻见录》和晚清《圣武记》都是清代文人对西域史实战事的记述之书,虽同为清代文人,两书的叙述方式和情感抒发却各有侧重,著者所处历史背景导致了两书中关于同一事件的篇章有些许不一,笔者试比较《西域闻见录》和《圣武记》的异同之处,并试分析其原由。     

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

清代,乾隆皇帝视满文《大藏经》的刊刻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十全武功”之记述为同样重大之事,译刻满文《大藏经》在佛教译经史乃至清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相关的档案与实物资料为依据,对满文《大藏经》刊刻的起因、年代、刷印部数及佛经中的插图版画、经卷装潢作了简要的论述。工程浩大的满文《大藏经》从翻译到雕版印刷、经函的装潢,无一不代表了清代书籍的最高水平。     

清代宝伊局考

一、宝伊局的设立过程清代文献中关于宝伊局的记述非常简单。《新疆图志》卷三十四《钱法》部分对迪化、阿克苏(附库车)、喀什噶尔等铸钱局的设立及运行都有专节叙述,叶尔羌、乌什两铸钱局虽未作专节叙述,但也都有交代,惟对宝伊局只字未提。《西域图志》卷三十五《钱法》中关于宝伊局仅简单记有一句“伊犁于乾隆四十年设局”。《总统伊犁事宜》及《西陲总统事略》虽有记述,但也很简单。①实际上清政府对设立宝伊局是很重视的,自始至终都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下筹划的,这在清代档案中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载。其中曾担任过阿克苏参赞大臣,对…     

《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考

《皇朝礼器图式》为清代乾隆朝敕撰的重要礼制文献,对清代的礼器制度进行了全面总结,是了解清代礼制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内阁大库档案被视作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兹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相关档案与《清实录》等文献资料相结合,对《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过程中的编撰背景与编撰时间作了创新性阐释,并首次梳理出了该书校补工作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皇朝礼器图式》成书和校补的研究不足。     

一部广东通志——《广东考古辑要》之考证

清光绪年间成书的《广东考古辑要》,向来未被方志界所注意,未见列入方志书目。从《广东考古辑要》编修宗旨、篇目体例、分类体例、编纂体例、记述时限、资料来源及考证等方面考察,可以证明其是一部广东通志。考证《广东考古辑要》是一部广东通志,既是对该书体裁的一个研究,也能通过这一考证个例对清代志书体裁作进一步了解。     

诸升生年的订正

清代画家诸升善画墨竹,兼作山水,《图绘宝鉴续纂》、《国朝画征录》均有记载,然而于其生平,画史向无明确记述。本文从《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等书中有关诸升的生年问题入手,结合诸升《雪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比利时尤伦斯先生藏)之署款“己巳”、“庚午”均署“七十三叟”,推定诸升的生年是1617年。     

徐松《西域水道记》论略

清代学者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作为《西域三种》之一,是一部对西域水道在进行实地考察基础上研究其变迁与现状的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现状述略

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是清代《诗经》学史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但是关于清代三家《诗》学研究的专门著作却寥寥无几。通过考察近代以来的清代学术史、经学史、《诗经》学史等相关研究著作,概括其中所包含的三家《诗》学研究成果。并具体分析当今学者在清代三家《诗》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指明清代三家《诗》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巨大空间。     

屈大均《广东新语》与所记粤地民族史料

屈大均为清代初期著名遗民、文学家，所著《广东新语》一书记述了广东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基本状况，是清代著名的笔记史料之一，足以补广东通志之不足。书中所记傜人、黎人的婚俗、经济、民俗等内容，为后人研究倨、黎等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广东新方志记载侨情述要

侨乡密集、华侨众多,是广东省情一大特色,然而,广东旧志素来对华侨均未作专门记述。新中国首届大规模修志中,已出版的广东三级志书(省、地、县志)十分重视记述华侨,《广东省志》、《广州市志》均设分志《华侨志》,重点侨乡的市县志对华侨、侨务都予以记载,有的地方还编纂出版了专志华侨志或利用修志中收集的华侨史资料编写中间成果。本对新志记述侨情的编纂特色和记载内容予以评述,旨在对修志工作中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工作作一回顾,并向社会推介新志记述侨情的内容和存史价值。     

不平衡的发展:20世纪与现代化

20世纪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都围绕现代化展开。就不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对他们的冲击逼迫它们做出回应,于是就出现众多的革命、改良、和民族独立战争。就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它们的“现代化”已经出现问题了,于是它们进入“修正”现代化的阶段。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一方面是“修正”现代化的努力,这两种相反趋势造成20世纪历史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引发出无数的“多元化”。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ndustry in the Cherepovets Country

The Cherepovets country has historically benefited from a favorable transport geography on the divide between major drainage basins. While the White Sea trade through Arkhangel'sk flourished, the region was situ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outh-north routes between Moscow and the White Sea and west-east routes between Novgorod and Vologda. After the rise of St. Petersburg, the economic-geographic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was reoriented toward the Baltic Se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was foster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khvin, Mariinsk and North Dvina waterway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Metalworks and flour mills, based largely on long-haul raw materials, flouris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se industries declined w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roads deprived the region of its favorable transport situation on waterways, and lumbering, sawmills and paper and board production became the principal economic activities. Other industries that develop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on a local raw-material base were glass works. In recent years the regional economy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huge modern iron and steel complex at Cherepovets.     

《山海经》与《逸周书·王会篇》比较研究

本文以《王全篇》为基点 ,以音韵学为工具 ,对《山海经》中的奇人怪兽进行了诠释 ,解读了《山海经》中的许多重要信息 ,对中国上古神话及人文地理等众多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山海经》 ,特别是《海经》 ,主要从《王会篇》采集素材 ,但也从其他文献中采集素材 ,从而合成了新的著作。特别要指出的是 :《山海经》是以隐晦的方式曲折地反映了《王会篇》的内容 ,否则就没有必要揭示其本来面目了 ,因而两篇著作的同时存世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

本文系统研究了近代日本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历程和影响,认为在清末的19世纪后半期,日本对长江上游的了解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清末的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本文以山川早水《巴蜀》、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支那开港场志》、上海日本商人协会《中部支那经济调查》、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等主要踏察调查著述为研究中心,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30年间,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不仅远远强于当时的西方列强,也在许多地方比我们自己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更详明深入,值得我们反思。从抗日战争前半个世纪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来看,与抗日战争间日本的长江上游的踏察资料整理一脉相承,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潜在意识的发展脉络。透过近代日本人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材料我们发现,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国侵略中国而称雄亚洲背景下进行,了解中国而侵略中国的意识十分明显。透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可看出,当时日本比西方列强在对长江上游的影响方面更直接,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更大,而西方传教士则对长江上游民间社会的影响更深入。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踏察调查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燕行录》资料反映的16-19世纪东北南部地区冬半年气温变化

朝鲜古汉籍《燕行录》,是历史上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见闻记录,保留有很多历史气候资料,十分宝贵。本文收集了19种《燕行录》中记载的16-19世纪东北南部地区河流封冻情况,并利用中国其它文献为补充,使用现代河流封冻资料为对照,逐年考订了当时河流封冻与现代河流封冻的距平情况,并得出封冻期的50年平均距平值。由于冬半年气温变化是影响河流冰情的关键因素,河流封冻情况的变化可很好地反映该区域冬半年温度变化情况。分析发现,在1500-1900年间,存在3个较冷的时期,其中16世纪上半期是400年中最冷的时期;存在2个较暖的时期,分别为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下半叶。而和20世纪的温度变化衔接分析,则500年间区域气温基本是上升的趋势。同时和中国其它区域以及欧洲的小冰期温度变化序列比较,在大的趋势变化和波动方面有一致性,但在时间上并不完全一致。表明区域间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18-20世纪俄国的国家与现代化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常常导致社会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不一,其中以改革和革命为主.当改革不足以解决尖锐的社会冲突之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旧制度随之寿终正寝,而由国家实施的改革模式则力主法律的继承性和合理化变化.19-20世纪初的俄国则成为这样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博弈的舞台.俄国通过革命解决了当时的社会冲突,其革命模式对许多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些采取革命方式解决冲突的国家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步入现代化道路,反而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外部因素,盲目效仿他人不足取.     

18世纪欧洲关于古典世界历史的学术

18世纪欧洲的古史研究继承了文艺复兴的遗产,在文献搜集和整理、史实考订、考古学和碑铭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法国和英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批多卷本、大部头的古代史、希腊史和罗马史著作。虽然这些著述的质量无法与19世纪专业史学的成果相比,但它们为19世纪的讨论设定了问题的框架,提出了众多值得重视的看法。学者们经世致用的精神,为后世树立了良好榜样,对当时实际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陕西行都司志》存佚考

包节所撰《陕西行都司志》是明代唯一的一部行都司志。《包侍御集》卷5收有《甘肃志六序》,此《甘肃志》即《陕西行都司志》。该志《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史部地理类存目"中,后世诸家目录即不见载,《陇右方志录》断定已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没有收录。但其资料被大量保存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刊的《西镇志》、《凉镇志》、《甘镇志》、《肃镇志》和乾隆《甘肃通志》等地方志及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典籍中,其他如《禹贡锥指》、《水经注疏》等地理学著作也有引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之《陕西行都司部汇考》即由《陕西行都司志》删削篡改而成。该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期待着辑本的成书出版。     

明代武当山志考略

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构成一个完整的山志体系,形成一种奇特的山志文化。考察明代武当山志的异同得失,梳理明代武当山志的发展脉络,总结明代武当山志的编纂成就,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武当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