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庐陵史学特征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庐陵史学发达宏富,史备众体,尤其是在宋明时期,史学大家叠出,史学著作丰硕,史书类型繁多。诞生了龙衮、欧阳修、徐梦莘、罗泌、龙文彬等众多的史学家,编撰了《江南野史》、《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三朝北盟会编》、《路史》、《西域行程记》、《广舆图》、《豫章书》和《明会要》等重要史学著作。庐陵史学重文献网罗、考证和历史经验总结,从整体上看具有父子同撰、通今博古、文史兼通、诗文咏史、金石证史等特征,有史料、校勘和辑佚价值。庐陵史学享誉海内外,口碑较好,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对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纪念刘知幾诞辰1350周年

关于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学界多有论及,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以往人们对刘知幾批判精神的研究和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刘知幾的批判精神多是作为其史学思想的一个侧面去认识,而不是作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而放置到应有的地位。在纪念刘知幾诞辰1350周年的时候,对刘知幾史学遗产的挖掘,应该在他的批判精神方面下功夫,做文章,以便使我们新时代的学术,也能像刘知幾史学那样,肩负起批判的使命,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主体、媒介、内容：民国时期《史学要论》传播的三重维度

民国时期,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纳入“百科小丛书”系列出版。该书出版后被众多学者介绍、引用,保证了该书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同时,《史学要论》也通过印刷书籍、杂志、报纸和图书馆等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知识传播媒介加以传播,体现出《史学要论》传播媒介的先进性、多样性。也因其内容与近代中国史学界构建新史学的诉求相契合,《史学要论》的观点、理论、思想逐渐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并以被介绍和引用的方式得到进一步传播。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笔谈——高扬唯物史观理论旗帜的20年

20年前,《史学理论》的诞生,是中国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全面和系统地探索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史学理论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1924年5月,李大钊著《史学要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坚实基础。本期发表几位学者的笔谈,意在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是对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最好的纪念。[编者按]     

色诺芬史学二题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著《希腊史》是希腊城邦危机时代的产物。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色诺芬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贡献主要有:完成了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主要是有赖于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对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社会生活史等均有独到的分析和阐述;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具有开创性贡献;对西方历史文学及军事文学也有重要贡献。当然,色诺芬史学也确有其不足和局限性。     

试论《柱间史》的史学思想

《柱间史》是伏藏文献中出现较早的一部。相传是吐蕃松赞干布讲述,所以一般也称作《松赞干布遗教》,本文对《柱间史》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笔者认为即使存在书中涉及到的一些神话传说,及书中的部分内容是由后人杜撰的问题,同样不会影响到本书的完整性及可信度。     

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     

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本文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 ,《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 ,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 ,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 ,史学与进士科没有直接关系 ,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 ,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 ,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 ,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 ,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宋代佛教史学

中国佛教史学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它既有佛教因子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易学、玄学、史学、理学等思潮对中国佛教史学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即在佛教与中土文化融合的大视野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着重阐释中国宋代佛教史家如何将中土传统文化融入到佛教史学视野中,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史学一个要素。     

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晚年目睹国家和民族的新兴 ,学术思想不断升华 ,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 ,他刻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唯物史观。他晚年把渊博的学识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将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的顾问和指导作用 ,这是他晚年学术成就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陈先生晚年依然在史学耕耘不息 ,撰写了 40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了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先生晚年的历史考证周匝缜密 ,益臻佳境 ,善于由小见大 ,求得历史真相和通识     

元代政书《经世大典》的史料来源

《经世大典》是元代编纂的一部政书,由于原书早已散佚,学界对该书史料来源的分析探讨鲜有涉及。就现存佚文分析,该书史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政府部门档案公文、元人著作、大臣献书、口头文献、前朝文献五类。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宋代富弼家族墓志史料价值刍议

2008年,宋代名臣富弼家族墓葬发掘出土了14方墓志,其中有12方墓志为传世文献所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墓主人惟一的传记资料;有7方墓志铭文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墓志铭作者的惟一作品。富弼家族墓志不仅有数量多、价值大、保存完好的特点,而且有正史、补史的文献价值。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汤原县振丰村遗址出土金代文物初探

本文对黑龙江汤原县振丰村遗址出土的162件金代窖藏文物作了全面介绍。这批出土文物中以铁农具出土最为完整,它们的出土证明金代铁器生产在当时达到了相当规模,并应用于农、渔和狩猎等行业,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汉武帝元鼎三年,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过去多认为这是由于楼船将军杨仆因耻居关外而请求武帝移关。本文从秦朝至西汉初年国家地域控制变迁角度,论述汉武帝时期向东推延函谷关这一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指出实际上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地域政策与大关中布防方略的大调整,所做调整,并不仅限于函谷关一处,时人称之为"广关",其本质用意是增益拓广关中的范围。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之后,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