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黄老学三才思想考论

《黄老帛书》内多称三才,考三才之道本出《周易》,乃蕴于易卦体系中的义理精义。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义理体系代表,其初亦曾潜在发端于《周易》之内,易数五行化在此过程中起到较大沟通作用。战国末,以《月令》为标志,阴阳五行思想已形成,汉儒欲因此使本以阴阳为思想主导的《周易》五行化,这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影响之大,由此使较早产生的三才世界模式被五行体系所吸纳整合。经汉魏晋以来的长期酝酿发展,最终使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在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得到较完善表达。通过对三才模式被五行体系吸纳整合的分析考求,可以断言《黄老帛书》之成不会晚于战国末以迄秦汉之际。     

孟京易学的来源

史家所记西汉孟喜、京房之学来自“《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和“隐士之说”,汉易卦气说是以阴阳五行家的五行运数说和天人感应论为理论支撑,借用了天文历法知识,将《周易》占术与秦汉间的五行杂占之术结合的产物,那种认为卦气说源自孔子易学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邹衍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及其作用和影响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邹衍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观中,加进阴阳五行的内容,完成了五德终始说.它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历史观念,同时又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数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往被作为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     

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史学构建的古史系统所蕴含的正统观念,以及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出现,与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地名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汉民族先民的宇宙论和世界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1]现代“古史辨派”的统帅顾颉刚先生认定: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2]地名作为专有名词中的一种,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成果”[3],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阴阳五行学说这一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成分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学者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地名学研究中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在他们的著述中进行了论述。本文试图对前人的有关研究…     

“八风” 与五行、八卦

五行与八方意义之八风及八卦的结合当始于西汉;八风在节气意义上与八卦发生关系不会早于秦汉之间;其于卦气相联系乃西汉之事。故以为《说卦传》之八卦方位说已包含了五行是不合实际的,笼统地讲八风说与八卦方位说相表里是缺乏时间概念的,而将先秦文献中关于八风的说法视同卦气也是无根据的。     

北大简《苍颉篇》文献形成及阴阳五行意识的建构

《苍颉篇》成于秦,兴于汉,魏晋后逐渐亡佚不可见。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竹书《苍颉篇》是西汉初年经过细微修改、但章次尚未经过书师重编,现存可见最接近秦本原始面貌的版本,且仅有属阳部韵的《颛顼》一章相对完整。颛顼、祝融在先秦古史系统中是楚之祖先,在五行体系中是历纪、服色、时气等规则的制定者,兼具人性和神性多重身份,正是在此观念影响之下,战国秦汉盛行的五德始终说和时令思想逐渐形成。《颛顼》章以颛顼作为天地、民神阴阳五行秩序重建者的身份为精神内核,展现颛顼、祝融所代表的阴阳五行观念对于时人生活、政事、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五行意识教化色彩。     

金木水火土五行顺位由来的考探

关于我们习惯上提到的"金木水火土"五行顺位由来的解释,清人俞樾提出了依附帝王学的"相生倒误说"。然而经过研究发现,这种顺位表述的产生与成型的阴阳五行理论间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另外,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方面最早为五行定序,即"木-火-土-金-水"另一方面却同时提出"金—木—水—火—土"的顺位。这一矛盾或可佐证通行的五行顺位与以帝王学为首的五行理论的分离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五行元素脱离理论概念而从汉语成词规律出发。可被分为"水火""金木两个双音节词,及"土"这个单音节词。通过追溯原始五行思想的发源时期元素含义,或许可以给"金—木—水—火—土"这一顺位带来一个合理的解释。     

试论《宋书·五行志》“诗妖”的性质

"诗妖"是一种多含恶言怪论的歌谣。《汉书·五行志》说:"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诗妖的出现同社会环境、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宋书·五行志》所录"诗妖"48首或源于《乐府诗》,或源于社会底层,或兴起于政治核心地带,多以曲折的形式表达民众或某种政治势力对现实政治的忧虑及不满,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曹魏至刘宋时期诗妖产生时代的历史面貌。     

天人合一述论

邹衍第一次把天人合一变成了系统的学说。从天地的形成谈起,融阴阳与五行为一体,用五行生克、阴阳消长和五德转移的理论解释一年四季的诸多变化和历史演进的规律,并进而规范人类、特别是王者的行为,是邹衍学说的实质和核心。但邹衍的天人合一理论和它所自出的巫术原理一样,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和虚妄的。有人把天人合一等同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完全是对古代文化的曲解。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与问责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行政事务的完成明确限期。以限期为中心的效率规定在秦汉政治中具有普遍性,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行政立法之中,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和日常行政运作关系更为密切的文书命令中。秦汉时期,效率规定已经有了和唐代类似的、比较科学性的规律性。针对违反"效率规定"的行为,秦汉政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问责机制。     

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新考——对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的商榷

文章通过重新分析各类核心史料,认为在汉武帝统治后期的高压政治生态下,朝中并不存在所谓"宽厚长者"守文政治势力。石徳、张安世等人亲附太子刘据,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极少数持不同政见的臣僚,也不能作为形成政治势力的判断标准。分析武帝、太子在巫蛊之祸前后的政治表现,也难以得出所谓宽厚长者亲附太子形成政治势力的结论。巫蛊之祸超越了汉武帝、太子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纷争,交织着皇权、新兴军功集团、酷吏、外戚四股势力之间的争斗,深刻的影响了西汉中后期的政局。     

西安地区出土玉器述要

西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玉器,汉唐时期这里还成为全国的主要玉器加工和贸易中心.西安地区秦以前玉器在造型和纹饰上有着明显的"秦式"特征,地域风格鲜明.秦汉隋唐时期各地玉器风格趋同.五代以后,当地制玉业衰落,现在西安地区所能见到的此期玉器,出土的很少,传世的相对较多,且多为东部地区加工制作的.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汉武帝元鼎三年,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过去多认为这是由于楼船将军杨仆因耻居关外而请求武帝移关。本文从秦朝至西汉初年国家地域控制变迁角度,论述汉武帝时期向东推延函谷关这一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指出实际上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地域政策与大关中布防方略的大调整,所做调整,并不仅限于函谷关一处,时人称之为"广关",其本质用意是增益拓广关中的范围。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之后,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

民国时期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有一个从模仿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体系,向断代体系逐步演变的过程,最通行的断代方法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段。在前一种讲授体系下,由于分期标准难以确定,造成时期划分极端混乱,中西历史对照讲授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由于受西方中心史观的影响,还出现了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端。因此,这种讲授体系逐渐被各大学所抛弃,而代之以后者。后一种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其问题主要在于各段历史在实际讲授过程当中,常常不能衔接,造成通史事实上不通。与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相呼应,通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仿西洋史分期,到依据本国历史发展特点构建本国通史著作体系的演变。这是中国史研究逐渐深入的一个表现。     

略论昆明古城的历史沿革、文化特色及其底蕴

区,降及元初,虽“昆明”的族称在史籍中已逐渐被所谓“乌蛮”、“罗罗”取代,但很有可能在民间照常沿用而被官方采纳用作地名。其二是与唐初“昆州”、南诏“昆川”有明显的传承演进关系。对此,《元史·地理志》说:“昆明,中,倚郭。唐置(昆州) ,元宪宗四年,分其地立(昆明)千户二。至元十二年改鄯州,领(昆明)县。二十一年,州革,县名故。”从中不难发现,“昆州”与“昆明县”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夹在其间的过渡性地名“鄯州”,则显然是从先前的“鄯阐府”转化而来。然而尽管这些解释已足够充分,且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用作…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战国至汉初的鄱君与鄱县、鄱阳县

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所见的鄱君、鄱县与鄱阳县,本文分析认为战国时期,楚国在古番(鄱、潘)国故地曾封有鄱君,又曾设立鄱县;秦统一后在这一地区设立鄱阳县,并以楚国的鄱君为县令;反秦斗争兴起后,鄱君吴芮以该地区为中心,集合黥布等人和前来归附的越人共同反秦;西汉前期,汉仍设有鄱阳县,其地望迁徙至今江西鄱阳县东部一带。通过对鄱地的微观研究,论文勾勒出了战国至汉初基层地方行政体系的一种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