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理观到政治——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朱熹的政治哲学是以天理观为理论基础的,天理观的核心命题是"理一分殊"。朱熹政治哲学包括仁义为先、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君臣相辅等内容。朱熹政治哲学,成为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也包含合理成分,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简论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的理学思想代表着儒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他把理与气两个单个的哲学范畴结合在一起,发展为一对相对的范畴;改变了传统儒学知人而不知天的弊病。在理气宇宙论的基础上对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们应该通过格物致知,向天理归附。以天理的无上至尊和人与天理的紧密统一为"存天理,灭人欲"进行了论证。同时,也为维护整个封建制度和价值体系提供了依据。本文拟就朱熹理学思想的体系做一简要、系统的分析。     

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

陆懋德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这种史学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钱澄之史学观的易学思想特色

钱澄之以其易学思想为指导原则来解决当时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定位《周易》为天地之理的诠释方式,钱澄之把文本《周易》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投射到了史书编纂方面,回应了史书不信的问题。他用"彰往而察来"统领易学和史学的经世精神,并在以史证易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核心内容。通过完善易学变通观和传统的社会变革理论,他很好地坚固了遗民的价值世界。同时,钱澄之主张以"《易》理"概念来规范史学研究视野,有效避免了后者狭隘化的弊端。     

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     

朱希祖史学略论

朱希祖是我国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在许多史学领域均具有精深造诣。本文论述了他的史学成就,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史学思想以及他的治史特色、治史方法论。     

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到了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刘攽、沈括、洪迈、王应麟等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却有二位独步当时的人物。一位是郑樵,他在《通志》中设《校雠》、《图谱》、《金石》三略,不仅扩大了文献的范围,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有一定影响。①另一位便是朱熹,他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家,他把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引入史学领域,强调用理学去统率指导史学,把“理”作为历史评价的最高标准,充分显示出其史学的理性色彩。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认为理学离不开史学,需要史学为之体现,所谓“理无事则无所依附”,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义理“万可见用”,否则便是“凭     

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史学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史学家。这是他的治史业绩和他的学问基本特徵所决定的。他旧史学理论探索的兴奋点、治史的着眼点,也是他的史学工作明显的特点,是冶史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史学又是为使史学工作对社会的前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说总结史学遗产是“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又说;我们要“为开拓、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从先生的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发展当代的史学作出了怎样的持久的努力,由此我们也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的思考。     

论朱熹文道观与其哲学思想之关系

朱熹的文道观打破了之前文道观旧的思维模式,不再将文与道对立,而是将文与道合一,提出了"文道合一"的观点。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与他道学家"以文为工具"的身份相关,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本文从朱熹的哲学思想出发来探讨朱熹的文道观,发现朱熹的文道观与他的理气观、道器观、体用观联系密切。因此,从哲学角度来分析朱熹的文道观,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去探讨朱熹文道观与其哲学思想之渊源,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朱熹文道观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     

简析经世史学思想的嬗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因此,中国历代史家多好以治史致用、治史明理、明治国安邦之理为己任,将经世致用奉为最高使命,并将其付诸实践。本文拟按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经世思想进行阐释。 一、传统史学的劝惩鉴戒功能 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史学被誉为兴盛不衰的“显学”,受到了历代君主帝王的高度赏识。它之所以这样兴旺发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它能…     

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三次献俘行迹考略——从故宫博物院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说起

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不论是对当时朝廷还是对王守仁本人,都是一件大事。然而关于王守仁的献俘行迹,史载却颇多错乱。故宫博物院藏王守仁书《铜陵观铁船歌》长卷,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对于考证正德十四年九月至正德十五年三月王守仁平定宁王宸濠叛乱后的三次献俘行迹与艰难处境有很大帮助,对于了解王守仁遭遇政坛险恶与人生坎坷的复杂心理也有很大裨益。     

朱熹说《春秋》

朱熹认为《春秋》是史,是因为反对经学家一字褒贬的解经法,直把《春秋》看作史;朱熹不从一字褒贬中解经,而从具体史实中体会《春秋》义理。同时,他将义理贯穿于《春秋》史事之中,并将义理作为史书写作的指导原则。然而《春秋》义理本身却是不融通的,所以视《春秋》为史,出于朱熹对《春秋》义理不能融通之后无奈的选择。     

再析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撰写中的影响因素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了梁启超和朱希祖的影响,但金毓黻并非只是简单地采纳、承袭他们的观点;而梁、朱二人对金氏<中国史学史>撰写中的影响因素,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金毓黻史学思想的某些进程.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论二程的历史哲学

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从“天理”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他们将一种本位价值——道德价值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把一切历史活动都放到道义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再解释以说明伦理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不论是对历史学基本性质的反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和历史动因的认知,其理论基点与归宿都是融摄伦理规范的宇宙本体——“天理”,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完整性。     

论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

《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晚年在学术研究方向转变之后所撰的一本比较成熟的史地学著作。作者以传播、普及中外历史地理知识为宗旨,向人们介绍西方史地学知识,并且将忧国意识与传统的史学方法融入撰写内容之中。作者对中外相关书籍认真比较后,广搜博采,严密考订,尤其关注于新近出现的人文地理大事件。作者重视探讨救亡途径,故而该书的撰述还体现出经世思想与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朱子四德說續論

對於四德而言,朱子的討論包含了三種分析的論述,即"從理看","從氣看","從物看"。但總起來説,應當承認,朱子的思想不斷發展出一種論述的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貞僅僅理解爲理,而注重將其看作兼賅體用的流行之統體的不同階段,如將其看作元氣流行的不同階段。由於天人對應,於是對仁義禮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貞的模式發生變化,即仁義禮智不僅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氣流行的不同發作形態。這導致朱子的四德論在其後期更多地趨向"從氣看"、"從物看"、從"流行之統體"看,使得朱子的哲學世界觀不僅有理氣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統體的一面,而後者更可顯現出朱子思想的總體方向。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SUCCESS,TRUTH, AND MODERNISM IN HOLOCAUST HISTORIOGRAPHY: READING SAUL FRIEDLÄNDER THIRTY‐FIVE YEAR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METAHISTORY1

This essay provides a close reading of Saul Friedländer's exceptionally successful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Hayden Whit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iedländer's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has been celebrated as the first synthetic history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at acknowledg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victims of Nazi genocide. But Friedländer has not simply added the voices of the victims to a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Holocaust. Instead, by displacing linear no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subtly deconstructing conventional concepts of causality, he has invented a new type of historical prose that performs rather than analyzes the victims' point of view. Friedländer's innovation has particularly radical consequ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On the one hand, Friedländer explicitly argues that anti‐Semitism w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cause of the Holocaust. On the other hand, his transnational, multifaceted history of the “Final Solution” provides a wealth of data that escapes the conceptual grasp of his explicit model of causation. Friedländer chooses this radically self‐reflexive strategy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o impress on the reader the existential sense of disbelief with which the victims experienced Nazi persecution. To Friedländer, that sense of disbelief constitutes the most appropriate ethical response to the Holocaust. Thus the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reveals that the exceptional quality of the book, as well as presumably its success, is the result of an extraordinarily creative act of narrative imagination. Or, put into terms developed by White, who shares Friedländer's appreciation of modernist forms of writing,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is the first modernist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that captures, through literary figuration, an important and long neglected reality of the “Final Solution.”     

治史理念与学术分野——以明成祖生母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大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为当时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一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这场学术争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个人矛盾激化的影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加深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