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

"史官"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及和运用的名词或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早期的史官因其官为"史",故被后人称为"史官",后期的史官,则因其职为"记史"、"写史",而被称为"史官"。这种称谓的变化经历了天官和巫官、著作官和天官的分离过程,到隋唐时期,史官的称谓才固定为专指记录和撰述史事的官员。     

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

曹魏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史官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篇论文将通过追溯曹魏时期中书省和著作郎的渊源以及修史官员的基本状况,从而说明这一时期史官与天官分离和以他官兼领的史官的两大特点。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晋纪》编纂与庾、王之争

干宝曾任职著作,这段史官经历与其编纂《晋纪》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本文通过考辨干宝的仕历与《晋纪》编纂的关系,认为干宝之撰史应主要在东晋成帝年间其第二次出任史官之时,上限不早于咸和四年二月,下限不晚于咸康二年三月。当此之时,随着庾、王矛盾的激化,建康政界亦发生着分化,时任史官的虞预不为王导所信任,而另一位史官王隐则带着一部尚未完成的晋史投奔了庾亮。在某种意义上,庾亮、王导围绕争夺历史解释权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对峙,而干宝作为王导亲近之人,其复掌史任及编纂国史《晋纪》之背后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王导的政治意志。     

百年来先秦史官研究述评

史官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又以先秦史官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论文数量最多。本文就这些成果 ,对百年来先秦史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近百年来的先秦史官研究中 ,梁启超是开山人物 ,他对中国古代史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在这一章中 ,梁氏首先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 ,“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 ,亦其一因也”。关于史官建置沿革 ,他认为最晚在殷代已有史官 ,并指出古代史官是一社会最高学府 ,其职不惟作史 ,也是王侯公卿的顾问。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     

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

较之魏晋六朝的其它时期,两晋杂传的创作十分兴盛。著作郎为“清官”的性质,使其受到贵族与寒族士人的共同青睐。特别是两晋“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为寒微士人凭借文史著述之才进入仕途打开了一个门径,激发了寒士们对人物别传的创作热情,由此导致了两晋杂传的大量涌现。     

五代史馆与史书纂修

五代沿唐制,继续设置史馆,征集、整理、保留本朝及前朝史料,撰修本朝实录及前朝史。史馆隶属门下省,通常由门下省长官监修国史,选史馆修撰才学较优者一人判馆事。史馆修撰有专职、兼职之分。修撰之下又有直史馆,辅助修撰。监修国史、史馆修撰与直史馆构成史馆三级史官。史馆修史大多先修本朝实录。本朝实录牵涉前朝,于是继修唐史,至后晋,终于完成《旧唐书》之编纂。五代各朝实录成为《旧五代史》本纪、列传之主要材料。     

对清代史馆中史官生存状况的考察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内的史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派充,其余则靠荐举、延请、招考和征用来获得.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史官在史馆内交流治学心得、探讨史书编纂问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被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绝对不允许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出现.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史馆修史要体现官方意志,史官因此饱受专制政治的精神摧残,倍尝人格分裂之苦.到晚清,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古代对秘书的要求高

历代统治者都清楚关系到"万人之政"的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秘书人才的选择,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是不同朝代的选择标准不尽相同。周代至秦汉,史官兼任秘书工作延续不断。秦汉时期,对于从事秘书工作的史官的要求较高,能够背诵籍书(古文字)9000字以上的才能当史官。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大字典,全书收字不过9300多个。而史官要认     

中国古代史官的设置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分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通》称:"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     

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

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汪受宽实录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历史著作体裁。实录体裁究竟起于何人何书？南宋王应麟认为：＂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录。＂①当代学者大体皆宗王说,但我们仔细研究了五凉史家刘《敦煌实录》以后发...     

思想渊薮——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古训"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是中国士大夫阶层追慕和仰从的道统楷模。东汉史学家班固日"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正所谓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都被看作"野史"。班固又日"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说——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是由史官文化升华、凝合而成。那么,这一官职制度如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记言和记事是先秦史官两种特定的载录方式,并由此形成先秦史籍中最初的两大基本体式——记言体和记事体;记言和记事之职最初分别由史官系统中的内史和大史职掌,而源自《汉书·艺文志》中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乃是一种对史官监察天子言行的修辞性说法,并非周代实有的史官建置.     

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

纵观宋代修史机构的整个演变过程,元丰改制前、元祐更化时期以及南宋初期,均属尽力继承与恢复唐、五代修史体制的时期,而在元丰改制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则是新建修史体制日益完善的时期。与此同时,在各修史机构正常运转与适时变动中,无论是修史职能发挥,还是史官选任与调配,甚至是史籍编修等,均取得了较显著成效。     

明代勋卫与散骑舍人的制度特性

明代的勋卫与散骑舍人是宫廷侍卫中的特殊成员。明初,勋卫、散骑舍人均从勋贵、都督、指挥等中高级将领的子弟中选任,并铨注于锦衣卫衙门,职在带刀随从帝王朝会。明中期之后,散骑舍人渐不授,而勋卫演变为勋爵应袭子孙例授之职,与勋爵承袭制度密切相关。至嘉靖、隆庆之际,朝廷尝试扩展部分勋卫的职权,但总体成效不显。勋卫、散骑舍人制度是明代多种国家制度的结合点,体现了明代军政体制中的贵族特征。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一、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途径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发达的民族。相传夏代有史官终古 ,殷代有史官向挚。西周以后 ,见于典籍记载的著名史官便代不乏人。如宗周有史官史佚、周任、史伯、内史过等 ,春秋时期 ,晋有史臣董狐 ,齐有太史南史 ,《周礼·春官·序官》载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职。古代的著名经典《尚书》是最早的官方历史文献的汇集。春秋时期有“百国春秋” ,见于《墨子·非命中》篇。为孟子所称道的晋之《乘》 ,楚之《杌》 ,鲁之《春秋》 ,即是各国史书中之尤为著名者。再其后 ,《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史官撰成的编年…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

鲜卑民族之于北朝史官制度的设立、推进和创造,对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起了重大的作用。北魏在继承汉魏著作官制的同时,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北朝几代史家则提出了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思想。至北齐,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的机制,其对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这是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所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和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