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历史人物

司马迁著《史记》一百三十篇,绝大部分是写历史人物的。其中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当代的汉武帝,这三千年历史中较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百余个历史人物。历来学者多认为司马迁写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称赞不已。司马迁是怎样把历史人物写好的呢?本文就这个问题从历史文学的角度试作探讨。一突出历史人物自身的特点不同的历史人物有其不同的特点。人们日常分各种人物,习惯上是看特点。把握历史人物的特点,乃是写历史人物的基本要点。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不是以主观框框去乱套,任意装扮历史人物,也不是为其开生老病死的清单,或填写其一生的履历表;而是按实际的人物特点去描写。他写张良就是明显的例子。司马迁一再记述和强调刘邦的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易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他著述历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史立言”,标志着我国古典史学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①。司马迁是如何“以史立言”,他在《史记》中表达出怎样的“一家...     

王安石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正在王安石后来的仕途中,韩琦大部分时间都是宰相,但他从来没有给王安石穿过政治小鞋。从中可以看到韩琦正直宽容的个人品格,更可以看到帝国官场也还存在正直宽容的风气。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失败,是个悲剧;然而,从一位政治改革家的成长轨迹来看,王安石作为一个普通青年,知识分子,仅凭自     

美国性丑闻高官又回来了

他们的办法是抹着眼泪道歉,选民也认为"贪财的比好色的更糟糕"在席卷许多国家的反腐浪潮中,不断曝光的"艳照门"正将一个个好色贪官送上审判席。而在美国,官场风气却在发生奇怪的逆转。原本是官场禁忌的性丑闻,现在似乎没那么严重了。一度因性丑闻倒下的官员们,最近又纷纷粉墨登场,让人连呼"看不懂"。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享誉古今中外。但他的生年,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历来学者多有考证和推测,众说不一,迄今尚无定论。本人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今年应当纪念他诞生2150年。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写《汉书·司马迁传》又缺乏记载,实在令人惋惜。唐代学者司马贞写《史记索隐》、张守节写《史记正义》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司马贞于《自序·索隐》“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囗(按,夺一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钱神论》与《货殖列传》形以神异

在西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写了一篇奇文——《货殖列传》。该文形象地展示和精辟地分析了春秋战国和西汉前期各阶层人民“求富益货”的社会现象。约三百年后,西晋鲁褒也写了一篇奇文——《钱神论》。该文生动地描绘和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现象。这两篇文章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将两者加以比较,再究之于其各自的时代,我们就发现:两篇文章在经济思想史上有极不同的地位,它们是形似而神异。所谓形似者,是说两文都是社会中货币拜物教风气的真实摄象。两人对商品货币经济的作用与力量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在某些方面,《钱神论》甚至比《货殖列传》更深化一步,司马迁往往把货币、资本和财产统称为财富来表述,鲁褒则牢牢抓     

浅谈清代陋规横行的原区

陋规作为清代官员低俸政策的孽生物,伴随着清朝的覆亡,始终不曾根除,虽然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始终在制度外游离,官员有时对它深恶痛绝,可又不得不依靠维持公私之用,统治者似乎也不能耐他如何．陋规横行于清代官场,而归根结底受害者都是广大百姓,陋规种类之繁多不胜枚举,但陋规的存在却有着众多原因,清代低俸制度和统治者对陋规的态度是造成陋规泛滥的两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人”政府的州县官,没有州县的财政收入。只靠个人俸禄,维持一个县的运转,而其俸禄仅为几十两;清代从康熙到末年对陋规的态度宽严不一,也并没有从根源解决这问题,造成陋规成为清代官场不成文的制度,危害清代官场风气,甚至对清代的灭亡有加速作用。     

人人爱张汤,人人恨张汤

汉武帝时代,酷吏特别多,其中张汤最著名。司马迁笔下的张汤,有两个细节令人过目不忘。一个是审讯老鼠。张汤小时候,家里的肉被老鼠偷了,连累他挨了父亲一顿打。张汤就挖老鼠洞,抓住老鼠审判。刚巧这时候,张汤的父亲回家,看见儿子走审讯流程、写判决书,简直是老狱吏的水平。     

司马迁生平管见

司马迁生平管见崔抗生关于司马迁的生平问题,至今并没有一个定论性的表述。原因是司马迁的生年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要想搞清司马迁的生平。必先弄清他的生年问题。对于司马迁的生年,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以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     

探寻司马迁的游历

司马迁一生的游历有三次：一是二十壮游;二是奉使巴蜀以南之游;三是扈从武帝之游。司马迁的行旅实践活动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对古代文化及旅游文化的积累作了重要贡献。司马迁的史学成果无不与其“游”密切相关,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无不与其“游”密切联系,司马迁的学识是在其“游”中得到了锤炼和升华,司马迁正是从“游”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游”使其知识得到印证,使其感情得到升华。     

The Cyclical Views of Human History in Thucydides’ Archaeology and Sima 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Many previous thinkers have imagined that there was a glorious or harmonious period in the past better than the world of their own time, but Thucydides and Sima Qian do not describe the early stages of human society as a Golden Age. I suggest that Sima Qian marks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 mythical stories and the historical spirit in China, just as Thucydides did in Greece. Further, they both presented a modified cyclical view of human history.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Greek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yclical views of human history underlying ancient Greek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i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ucydides’ and Sima Qian’s texts. I analyze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eat historians’ conceptions of historical process, and I conclude that Thucydides believes human intelligence develops through a historical spiral, while Sima Qian focuses on dynastic cycles with a strong moral concern.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究其根由,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马、班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但目的迥异,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论《史记》释《尚书·西伯戡黎》

司马迁引《尚书·西伯戡黎》 ,兼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他解释经文 ,引用了今文家说 ,亦据自己对史料的判断和推论对今文说作了改动。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说 ,表明对儒家经典的尊重 ,但并非唯经典所从。他对经文作了选择、建构和批评 ,把经过历史批判的经文作为撰写历史的基点 ,表现出鲜明的史学思想的自主性。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著成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不仅得益于西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强盛的社会条件,承袭了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积累的成就,而且还从西汉大赋的精神气度、文章结构、创作手法获得启示与借鉴。大赋在西汉十分兴盛,备受统治者青睐,司马迁也极其推重大赋。《史记》的创作学习了大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和“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恢宏气势,借鉴了大赋有系统地归类式描述结构,也受到大赋夸饰、渲染写作文风的影响。这些都是史学界尚未探讨而应当引为注意的。     

历史事实与法律事实: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的方法、地位及其镜鉴

司马光《通鉴考异》方法最为直接的借鉴渊源,应为当时日益完备的"实录"纂修过程中的程序规则,其具体包括证实订伪、以常理进行推断、两存其说、参取、阙疑,可谓钱大昕等人"考异"的先驱和精神导师。历史事实和法律事实都是相对于客观事实而言的,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和法律实践密切相关,法学中证据法规则与历史学中的考据法则存在极其相似的"底层语法规则"。     

论司马迁的文献批判思想

司马迁撰史,所涉及的史料十分广博.对经传异说和百家杂语,他考信于"六艺",或引为史实,或引为补"六艺"之缺.司马迁引录"六艺"经文、异传和杂语撰史,考信的标准则不为"六艺".他撰写的历史,把经文、异传和杂语所述史实融为一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从而建构了在经传和诸子书中均未出现的历史内容.这一历史的建构,不是依靠经文,而是依靠司马迁自己对包括经文在内的文献的考信,以及对文献的综合、判断和推理而完成的.司马迁对文献的批判,表现出鲜明的自我解释、自我证明和自我授权的历史批判思维.这一历史批判思维,贯穿于《史记》全书之中,是中国古典史学独立于经学时所表现出的最重要特点.     

司马迁后人考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因著《史记》而流芳百世 ,为后人皆知。但关于司马迁有没有后代、若有又在何处等问题却鲜为人知。笔者亲访太史公故里韩城 ,寻根访源 ,对此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回答。     

武田泰淳的文学发端

武田泰淳不仅是一位热衷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是日本文坛“战后派”卓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武田特殊人生历程的分析,客观审视其第一次战时体验和评传《司马迁》的创作背景,以期更加清晰地阐释武田文学的发端及其现实意义。     

谈《史记》中的人物称谓问题

本文力求从几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人物称谓的规律问题。并试图探索在这个问题上《史记》和先秦史籍之间的关系。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

司马迁规划的由碣石至于龙门的农牧分界线,是适合于生态环境的。当时如此,后世亦然。在农耕操作尚稽留在粗放经营的时期,为农为牧都不能过分超越这条分界线。过分超越就会促成这条分界线的移动,从而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引起不良的后果。这条分界线绝大段落经过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甚至于黄河的溃决泛滥,都与这条分界线的移动有关,是不应稍事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