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西夏历史

西夏时期 ,气候寒冷干燥 ,地表多荒漠。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 ,境内植被有所破坏。在干冷气候与人为活动的双重作用下 ,土地沙化现象较为明显。自然条件决定西夏经济以畜牧业为主 ,农业比重不大 ,基础较为薄弱 ,与中原地区互通有无 ,发展周边贸易成了西夏生存的必由之路 ,因而西夏对中原王朝有着很强的依附性。严酷的生存环境 ,频繁出现的饥荒 ,使得能骑善射的西夏军队极富掠夺性。对外征战不止 ,大肆劫掠财富、抢夺人口、侵占土地 ,成为西夏历史的一大特点。地理环境制约着西夏经济发展水平 ,但是特有的地形地貌却延缓了国家的灭亡。境内四周环绕的山脉、荒漠 ,宛如天然屏障 ,外敌难以深入 ,西夏因此得以长期立国。西夏后期 ,环境恶化 ,频繁出现的干旱和强烈地震加速了西夏的灭亡     

西夏时期河套平原、阿拉善高原、河西走廊等地区生态与植被

文章依据汉文史料和西夏文献对西夏时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以及阿拉善高原等区域的生态与植被状况进行探讨,勾勒出西夏时期上述区域的生态概貌。     

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

祁连山区宜林面积为2000余万亩,但现有林地面积仅700多万亩（食蔬林、灌木林面积）,森林覆盖率不足15％,其减少的原因盖在于历史上的乱砍滥伐人为破坏之故。本文考索有关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祁连山区林草资源的破坏状况作了系统探讨,以期为今天本区林草植被的保护和河西绿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惜鉴。     

从县志看新疆农业的基本特征

农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曾一度是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生产部门。目前,农业在新疆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仍处于中心部门的地位。从已出版及正在宙稿中的4O多部县志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新疆农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一、荒漠绿洲,灌溉农业。在全区16O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绿洲面积只占3．53％,沙漠面积占25．《％,戈壁面积占17．65％。绿洲主要分布在山前倾斜平原及大河冲积平原上,绿洲呈斑块形,以串珠状沿新疆两大盆地边缘分布。在绿洲与荒漠交替地带,荒漠灌木林及其他荒漠植被起着重要的生态…     

“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河西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正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河西历史文化研讨会于2015年8月16—18日在甘肃张掖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西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文献、文物考古、宗教艺术、河西历史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广泛交流。一、文献考释与研究。孙伯君《西夏智广编密咒圆因往生集陀罗尼汇考》对与《密咒圆因往生集》同名陀罗尼的夏、汉文本进行了考订,明确河西地区陀罗     

沙漠绿洲路:从阿拉善盟到河西走廊

本文通过对阿拉善盟、河西走廊和腾格里沙漠的地理位置,历史时期休屠城与武威郡治的关系,匈奴入居河西走廊地区的几条沙漠绿洲路线的探讨,说明从阿拉善盟到河西走廊地区的古代沙漠绿洲路,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民族迁徙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历史时期匈奴入居河西走廊地区的理想路线,即石羊河流域、额济纳河流域的两条古代沙漠绿洲路和北匈奴与南羌人的联络路线,也就是从阿拉善盟到河西走廊地区的三条古代沙漠绿洲路。     

元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

元刊西夏文大藏经[1]>的探讨由来以久.上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考察元刊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残卷时,提及了西夏文大藏经的两则相关材料:其一为元刊碛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管主八发愿文中关于河西字大藏经的记载;其二为伯希和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捺印有管主八施印题记的河西字大藏经实物残页.王先生指出,"河西字即西夏字",伯希和发现的佛经残页"盖即管主八所施河西字大藏经三十馀藏之一"[2].此后,聂斯克、石滨纯太郎、王静如等关于<河西藏>的论述多依据相同的材料.而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的是史金波,他通过对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的整理及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翻译,认为有元一代至少5次印施<河西藏>.如今,随着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刊布及相关材料的丰富,我们对<河西藏>又有了一些新认识.     

从堡寨到村堡:明清河西走廊堡寨民居的功能演变

河西走廊堡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地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以土、石、砖等材料垒筑围合形成的军民聚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置卫所,大量修筑以防御为主的堡寨。清代大一统局面形成,河西地区军事地位减弱,堡寨的防御功能弱化,形式上逐渐向村堡转变。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堡寨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经营策略的变化。     

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

<正> 一 绿洲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绿洲是干旱地区通过灌溉而使农牧业发展的地方,是荒漠地带特有的地理现象,也是人类长期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产物。我国绿洲主要分布在西北的新疆和河西走廊两个地区,而尤以新疆最为集中和典型,在世界绿洲中很具有代表性。     

甘肃河西的西夏瓷窑址和城址

甘肃河西的西夏瓷窑址和城址郭振伟西夏是李元昊建立的党项族政权,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其统治中心。西夏占领河西后,统治时间长达１９０多年,因而河西有不少西夏文化遗存,这里介绍一下河西走廊的西夏瓷窑址和城址。瓷窑址目前在河西地区发现的唯一的西夏瓷窑址,...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     

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作用的考察--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解剖麻雀”的办法,以历史上沙漠化过程发生的典型地区甘肃省民勘县为例．就其清代以来的人口变动状况及其与土地沙漠化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剖析,从中可以得出若干具有规律性的科学认识。     

塔里木盆地水资源利用与生态平衡及土地沙漠化

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 ,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 ,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 ,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相应变化 ,这种变化的基本规律是 :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 ,互有消长 ,“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 ,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 ,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 ,面积不断扩大 ,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 ,古代绿洲衰亡 ,天然植被退化 ,沙漠化扩大 ,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小 ,防护功能不断减弱 ,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态势。     

塑造河名 构建水权——以清代“石羊河”名为中心的考察

河西地区主要水系之一石羊河及其支流,在历史上曾使用"谷水"、"马城河"、"五涧谷(水)"、"三岔河"等名称,沿用至今的"石羊河"一名迟至清代前中期方才出现。"石羊河"之名,首先出现在流域下游镇番县的地方志中,命名的初衷则是为处于上游武威县境内的河流定名,其指代对象存在逐步明确的过程。上游武威县对"石羊河"名及其指向,经历了从不在意到接受、并有所延展的演变历程。"石羊河"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塑造河名是上、下游水资源权利关系生成中,下游构建自身水权的策略之一。     

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

清康熙年间,阿拉善蒙古归附清廷后,与河西府(县)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划界纷争。该文利用档案、地方志等相关文献资料,对清代河西走廊北部汉蒙交接地区的凉州、甘州二府与阿拉善蒙古边界纷争事件的过程、起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了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清代以来河西走廊北部边界的变迁,不仅折射出传统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是区域农牧经济互动消长的反映。     

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交通线路变迁与环境的关系

通过对古遗址、古交通线路的多年考察以及沉积剖面分析,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了塔里木盆地南缘汉代以来在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下交通线路变迁的特点。历史上,在汉、唐两个最为兴盛的时期,气候湿润,国家统一,中央政府统辖西域军政事物。自然与人文环境有利于发展。塔里木盆地南缘各绿洲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交通往来频繁,线路稳定、通畅。在此两个时期之后的阶段,自然环境干燥少雨,中央政府衰败,难以顾及和控制西域,地方政权相互角逐争斗。绿洲受多种因素影响迁移、废弃或消失过程中,交通线路变迁快。空间上,东西向的交通线路在和田河与克里雅河之间向南移动了200km左右;克里雅河与车尔臣河之间向南移动了100km左右;和田河以西移动了10-50km;而车尔臣河以东变化不大。南北向的交通线路中,沿和田河的交通线路自古以来一直有人通行,而沿克里雅河的路古代也曾是连接盆地南北的主要通道。     

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变迁

本文根据全新世中期以来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分全新世中期、西周至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汉唐时期、唐末至两宋、元明清六个时期对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总的演变趋势是逐渐萎缩,但其中亦有反复,过程极为缓慢;森林植被的演变是一个立体的动态过程;森林植被的演变有气候变化的原因,但无序的人为开发是造成历史时期凉山地区森林萎缩的最主要原因。     

造像塔与造像碑 谈甘肃博物馆藏魏晋文物

自汉武帝开疆辟土,张骞开通西域,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设四郡,据两关,边防要塞横跨东西,蜿蜒伸向罗布泊,从此外来文化和宗教借此传播渗透。异域少数民族、游牧民族文化艺术在这里融合新生,创造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灿烂,留下了千年古迹和珍贵文物。其中佛教文物艺术和传统文化艺术,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走廊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甘肃省博物馆藏魏晋时期的造像塔、     

State and cult in six hundred years of irrigation activities in an arid area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Dragon King Temples in the Hexi Corridor

The Hexi Corridor is an important region of irrigated agriculture in an arid area of China. Prior to 1949, a large number of Dragon King Temples played a key role in irrigation activities in the Hexi Corridor.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temples have undergone a three-stag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y gradually evolved from sites of sacrifice and prayers for rain to become the sole embodiment of the regional hydraulic order. Beginni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ymbolic role of the Dragon King Temples declined, and they degenerated into crucial spaces for violent contests over control of water resources in times of hydraulic crises. Finally, Dragon King Temples faded from the sociopolitical scen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Hexi Corridor reduced local people’s awe of the Dragon King, ye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ompelled them to identify with the stat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tate maintained its presence in local irrigation activities by introducing and promoting the cult of the Dragon King and the building of temples, which were revered as symbols of state power.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 in modern times, local society’s worship of the Dragon King also dwindled. After the Communist regime began to exert all-around control of irrigation, Dragon King Temples were quickly replaced by the governmen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the cult finally disappeared as modern state power expan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