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共和 共伯[和]可以休矣

I.1.“《汉书》学”对“《史记》学”之挑战——共和释名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史纪·周本纪》暨《世表》、《年表》、诸《世家》、《秦纪》有“共和“,班固《汉书·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共伯[和]”与“共和”之正面对抗,是二千余年来未决的史学大公案,下面呈几条基本材料: I. 1. A. 《国语·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厉王子]宣王在郡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晚清的“共和”表述

晚清时期“Republic/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19世纪80年代初期,近代意义上的“共和”一词通过日文传入中国.1898-1902年间,梁启超等人经由日文著述对西方政体分类知识进行系统介绍,近代共和概念由此迅速流行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为实与名的疏离.民初,“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制度移植的效果未能符合预期,以至于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     

试论上博简《诗论》第23简对《诗·桑柔》的评析——附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博简《诗论》第23简所评析的两诗,从简文文字看,后一首诗诗名的第一字应当是“象”(读若桑),而不是“兔”,何琳仪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其后一字当读若“柔”。简文所评析的是“大雅”的《桑柔》篇。将此诗与《逸周书·芮良夫》篇对读,可以看出“共和”前后卿大夫阶层政治态度的明显变化,即由拥戴周王,为王回护,转为猛烈斥王,并且拥戴执政的共伯和。这应当是厉王奔彘及共伯和执政的关键所在。简文表明,孔子虽然不赞成芮良夫对于周厉王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对于芮良夫的是非分明、仗义执言,还是称许的。孔子对待别人的谈论,往往从他所不赞成的问题中找出其合理因素进行肯定,在不赞成中有赞成,在否定中有所肯定。这是孔子思想中对于事物的辩证认识,值得深入体味。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欧洲民族共和思想探源

“共和”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千百年分散聚合的历史进程中,共和思想对于欧洲诸多民族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文章以希腊罗马、意大利城邦和近代英法为例,厘清欧洲共和思想的历史脉络。文章认为,在历史沉浮与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共和”是欧洲民族从共同利益走向共同体的历史根源和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向着多元均衡方向和谐发展的重要依据。     

英国革命时期共和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

目前,共和主义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将对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特别是共和主义者对"自由"概念的理解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深化对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回顾英国革命时期这些共和主义者对自由的表述,以及对思想家霍布斯理论的批评,可以看到霍布斯的那种"不受阻碍"的"消极自由"和共和派"避免依从"的"第三种自由"这样两种不同自由观的对立,而不同的自由观又导致了对不同政治体制的设计。因此,对于实现和保障我们的自由而言,回顾发生在英国革命时期的这场辩论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它激发起我们重新思考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或者政治体制才能使人们避免受到强制和奴役,才能切实保障其自由和权利。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共和行政,有周召共和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说法,那一种是实际情况?——河大史地专修科提

西周末年,共和行政,是人民反抗封建最高领主,争取政权,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史记,以共和纪年,并且共和元年,就是这部书上纪年的开始,应当是有根据也很有意义的。可是他在周本纪内写道: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国人围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写得轻淡,彷佛人民虽然逐厉王,杀太子,对周召二公还是很有信仰。我想司马氏所依据,     

破解千古疑案 填补历史空白

对于历史学而言,年代学的重要性犹如人体的骨骼,没有它就难以挺立。司马迁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了将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的事件进行排列、归纳、比较,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年代学标尺。但是,秦火之后,作为全国年代体系轴心的周王室纪年已经残缺,共和以前10位周王仅厉王、穆王有纪年,其余均付阙如。他试图用列国的“谱牒”来加以弥补,但彼此歧异,莫衷一是,所以只得将古史纪年断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我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然而确切的纪年不足三千年,成为世界古文明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

在很多国人寄予希望的1918年秋,前清京官梁济却选择以自杀警示国人。他看到的社会大问题是实行不久的共和体制不仅未能改善社会风气,反而使之恶化,有可能因“国性不存”而“国将不国”。梁济对其为何要“殉清”的解释体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人更清醒的国家意识,而他对一些民初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相当深刻。然而,当时社会对他的自杀反应并不强烈,主要报道局限在报纸的戏剧和余兴版面;而少数作出反应的知识精英也未曾充分认识到梁济思想的重要,这一状况要到后来他更多遗著出版才有所改变。     

由清华简《系年》论“共和行政”的相关问题

关于"共和行政",《史记》和《竹书纪年》等的说法即有歧异,对此,古今学者已有诸多论辩。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其所载与前二者有同亦有异,这为我们重新检讨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据清华简《系年》所载,所谓周厉王之放逐,主要是周王室所直辖区人(包括各级官吏、内诸侯以及国人),而外诸侯实际上并未参与此事;但由于周厉王施政之暴虐,外诸侯也开始不朝王;而周厉王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流放的。所谓"共和行政"实际上是周、召二公与共伯和的联合执政,前者代表内诸侯势力,后者则代表外诸侯势力;此事件本质上是内、外诸侯争夺王权的第一次较量。     

辛亥百年：走向共和的历程

2011年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贡献。一个世纪过去,共和仍在“走向”中。中国人到底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社会进步了多少？需要在纪念中反思并展望。     

模糊不清的“共和主义”:费城工匠的诉求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发展,费城工匠的生活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他们借助“共和主义”的话语追求“公共利益、自由、平等与独立”,以表达抗议与不满。与此同时,工匠的共和话语蕴含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反映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极其复杂的多重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工匠与倾向于“精英统治”的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于工匠内部。当工匠将这些复杂的价值取向转化为行动后,对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匠促进公共利益的诉求转化为反对精英拥有特权的行动,推进了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在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对于“平等”的不同诉求,使美国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唐绍仪与中国的民主共和

关于中国民主共和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对中国民主共和的贡献,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对中国民主共和贡献的研究则少人涉猎。     

西周王陵位置初探

陕西是周民族的发祥地,由周人建立的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立国至公元前771年山王被大戎攻杀亡国,共传11世12王(另有共和行政14年),历时200多年之久,长期定都于丰、镐两京.除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厉王因“国人暴动”而死于彘(今山西境内)外,其余诸王葬地在古代文献中虽有诸多记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那么,西周王陵就无处可觅了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近年来,陕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不仅仅局限于过去那种纸上谈兵式的文献考证,而是采用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古勘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积极的探寻,力求早日解开西周王陵之谜.     

试论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勃兴

19世纪30~40年代是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继承大革命精神、发扬共和原则和实现共和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共和运动因此勃兴。这场共和运动方式多样,派别众多,为法国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群众基础。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首先是一种政体实践,以罗马共和国为典型。发端于希腊的古典政治思想把它归结为混合政体,和君主制以及民主制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它不仅是对君主制的反对,也是对民主制的反对。以此来看,古代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具有十分不同的意味。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

＂五族共和＂思想是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初期提出的解决当时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五族共和＂思想作为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其中无疑带有时代的进步性,但同时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深入研究＂五族共和＂思想的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对于我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无疑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逊位诏书,确认统治权完整地从皇帝转移到民国,建立"五族共和",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本文认为,这一系列诏书确认了民国对于清朝全部疆域的完整继承,对于建构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系列诏书与接下来的南北融合并没有为新生的共和政治奠定坚实基础,却为民初"正统性"争论埋下了伏笔。试图说明一个中国式"光荣革命"宪政传统做法并不能取得成功。     

“共和主义: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16至18日,在"辛亥革命"诞辰100周年之际,由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的"共和主义: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先后举行了四场学术报告会,南京大学历史系陈晓律教授、巴黎第一大学于格.戴和特教授、巴黎政治学院让-弗朗索瓦.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