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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和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日寇对我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了频繁地“扫荡”达五百多次。敌人占城市,建据点,步步“蚕食”,我根据地军民和敌人进行了“犬牙交错”的艰苦斗争。当时考城县的东北部,是这块根据地鲁西南区第五分区的一部分。敌人在我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建立了许多据点,许河新寨就是其中之一。许河位于考城县的东部,其东北是我们的根据地,其西南是游击区。敌人为了切断我根据地与游击区的联系,就在这里插上一个“钉子”,住着十三个鬼子和二、三百名伪军。在许河西北的裴寨和西南的吕崔庄(崔园子)也驻了不少的伪军和地主汉奸武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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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开始,敌人以所谓“总力战”,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对我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亦实施了步步紧逼的“蚕食”进攻和“封锁”政策。于是,我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整个形势出现了严重的退缩局面。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不利局势,打破敌人的“封锁”,斩断敌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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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路东战略侦察(下)方毅指着铁路上的炮楼,对身边的朱绍清说:“安排几个神枪手,监督两个炮楼,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首先打掉探照灯……”“哒哒哒”,还没等方毅的话说完,日军的一个机枪点射打在方毅隐蔽的竹林里。朱绍清迅速将方毅压在身下,见敌人并没有继续射击,他判断说:“鬼子的火力侦察,不用管他,我去安排两组特等射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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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动用空前兵力对华北地区实施“治安强化运动”和疯狂的“扫荡”,冈村宁次称之为“百万大战”,以报复此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晋察冀边区军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扫荡”斗争。敌人的“铁壁合围”,令我党政军首脑机关陷入重围。司令员聂荣臻率部经过六天五夜的与敌周旋,部队三进三出常家渠,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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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是军人的我,对军中英雄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敬畏和崇拜。当朱彦夫获得“人民楷模”这一国家荣誉时,我被他的精神感动到了,特别是被他的“三杆子”精神折服得五体投地。朱彦夫,山东人,14岁参军入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长津湖,在严寒中激战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次次进攻,坚守到最后胜利,全连只剩下他一个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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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尖锐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总结了一条重要经验:“对敌狠,对己和。”当代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革命战争。打起仗来,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我们也“优待俘虏”,那是因为这些敌人已经放下武器,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也是为了摧毁敌人的斗志,有利于消灭还拿着枪的敌人。对自己,以至对同盟军,我们总是亲密团结,拧成一股绳,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以少胜多”,己和利于制敌,这种战例不胜枚举。一旦违背了这个战略思想,必犯大错误,招致严重恶果。历史上,认敌为己的事不多,将己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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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对油印机有着特殊的感情.这要从我们那个地下油印小组讲起.特殊任务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八·一九”大逮捕后,由于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组织上决定我从北平转移到南方工作.1949年1月,我在武汉和党的地下市委接上了关系,由杨坤泉同志与我联系.在第二次碰头时,老杨对我说:“组织上准备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搞一部油印机印文件,怎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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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我任江汉军区中共鄂中地委天汉县委城市工作部的秘密交通员,来往于武汉至天门县的农村,主要任务是接送从上海、苏州、南京、武汉来的地下党的学生干部。这些同志的身份暴露或被敌人怀疑,已经列入了“黑名单”,戴上了“红帽子”,如不迅速把他们转移到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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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这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陈独秀所说“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就含有多年积淀的愤愤不平的怨气。在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他已将蒋介石确定为“将来之敌人”,指出“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是一年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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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精神的导师,同志——鲁迅先生: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能将这篇祭文发表在九月十六日的《作家》上,并望在发表时周围圈上粗线条。因为《作家》读的人多,想来内地也有着许多读者,我这祭文是想不仅给上海住着的某些人看见,而且要想给贵州的一些人看见的。我想用我的愤怒来回答官僚们的无视,来暖暖内地许多弟兄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断了音讯好久了。旭如,他真姓是“李”,工作时的名字叫“林青”,也有时写作“林箐”。在贵州,弟兄们有些却叫他做“茅哥”,他用过笔名“茅戈”,又曾改姓。被敌人枪杀时的“罪状”上,就认定他的真姓名是“熊茅戈”的。而他被捕的口供,自己说是“刘应生”。旭如实际是贵州毕节人,死的时候,年纪很青,才二十五岁(今年二十六岁),但直到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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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一)把《讲话》当作圭臬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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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去拜访收藏、摄影家马吾代先生,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份近70年前的宣传品——《抗战两年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损失》。该宣传品油印在八开绿色标语纸上,分两个内容:即“敌人侵华战争的损失”和“我们取得的胜利”。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