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辨伪二例

一、"乐阴司成之玺"(图一) 沙孟海先生所著《印学史》第五章"春秋、战国印"列举了这枚3厘米见方的朱文官玺(40页图2)。沙先生把它看作三晋官玺。此玺原著录于侯汝承《意园古今官印勼》(卷一第4页,1923年),铜质坛纽。50年代李学勤先生发表《战国题铭概述》一文,其中"三晋题铭"一章亦列举过此玺。不过25年后,李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的有关章节中已不再举此玺。据今掌握的古     

真山墓地出土“上相邦玺”辨析

1995年11月19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载了张照根写的一篇报导《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以下简称《张文》),报导了1994年11月至1995年4月苏州博物馆和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真山墓地进行发掘,清理了一批春秋、战国及汉代的墓葬,其中D1号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方铜印。这方铜印据《张文》报导说:印的纽式为桥纽,“长2.9厘米,宽2.8厘米,高2.1厘米,印文为‘上相邦玺’”(图一、二)。《张文》推断说:“结合出土的陶冥币‘郢爱’,此印应为楚相之印。根据     

试释几方工官玺印

一、甫易铸币玺“甫易铸币玺”(图1)著录于《燕陶馆藏印》,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馆。?当是甫字,甫字是由父字和用字组成的。《说文》:“甫,男子美称也,从用父,父亦声。”?字上半部的? 形是父字的变体,下半部是用字,中间的?形是附加的,古文字增减笔划极其常见。“为甫人盨”甫     

古玺封泥考释两则

三晋古玺“左武萃□长”中“萃”下应是“■”字,该印是当时负责管理兵车的负责人所用之印。《中国封泥大系》收有一方战国古玺“成陵市玺”,“市”下应还有一“出”字,该印当是成陵的官市长官所用之印,用以钤盖在运出市场的货物上,作为一种征税的凭证,货物在出门关时可以免税通过。     

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

《古玺汇编》0082号玺印如下揭所示:■原书释作“囗都司工”。从“都”字的邑旁做“■”形,且从“旅”(■)得声而不从“者”得声这两个特征来看,此玺当是一枚明确无疑的燕官玺。第一字稍有残泐。原书缺释。依原篆笔势,可复原成     

楚官玺杂识

该玺与《玺汇》0002“邯(弋)易(阳)君铄”风格酷似,“弋阳”属楚境,“娠坪”无疑亦应属楚境。《玺汇》对该玺之隶定十分可信,其中“娠坪”应读“长平”。战国时代地名中有两个“长平”：     

■徒考

■钖生先生在《谈■·隨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一文中说。“左■徒,右■(徒)—左(?)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专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在■说的基础上汤炳正先生撰有《“左徒”与“登徒”》,一文■结论是:■即升的本字.升、登二字通用无别.■徒即登徒左■徒即左徒。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简称。以上两说笔者均表赞成。拙文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对“■”“登”二字的本义。以民■徒,登徒的职掌所作的撰时。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

一、虞燕“左吴”玺著录于陈汉第《伏庐藏印》2·1,又见于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198年)171·1650,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玺玺面长2.9cm、宽1cm,阳文(附图1)。《伏庐》收录的钤本较清晰,但玺面无边框。从《玺汇》看,原玺或许有边框。玺文第二字旧不识,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文编》(1981年)     

孟子论《春秋》

孟子最了解《春秋》。孟子未给《春秋》作过章句训诂,似乎也不曾接触过《春秋》“三传”。孟子书中提及《春秋》的地方并不多,主要的只有两处。但是,这仅有的两处却把《春秋》的几个主要问题讲清楚了。孟子关于《春秋》的观点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特别是汉代公羊家,他们的一些关于《春秋》的基本论点,肯定是吸取了孟子的成果。孟子说:     

战国陶玺文字考释十六则

战国陶文、玺印文字有很多文字已经被考释出来,然而尚有一些文字需要重新梳理。有些字需要重新释读,如《陶文图录》7·13·4-5的"公昜"、《陶文图录》2·417·4的"怞"、《玺汇》0156的"柿"以及《玺汇》0019的"錤"等。     

“内府”玺跋

《古玺汇编》3358著录一钮朱文方玺,文曰: ■府首字为以往所不识,旧无释。今按当即内字。古玺文“内”多作?、?,稍省作?,此其递省之形。内字省掉两边的直画,与古玺南字或省作?,正属同类作法。战国文字笔画繁省随意为之,此玺内字是其最为简易的写法。     

《明永历帝遗玺拓本》蕴含的历史解读

一《明永历帝遗玺拓本》基本情况云南省文物总店书画库旧存一件特殊的拓片(图一),拓片名为《明永历帝遗玺拓本》,拓片上的明永历帝遗玺(图二)则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拓片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居于画面主要部分的印章,印文为"敕命之宝"(图三),分别用朱色(正拓)和墨色(反拓)各拓一次,在黑、红色印文的中间以墨色拓印龙首纽图案作为间隔,三个图形以"I"字形排列居于画中;第二部分是位于作品上端赵藩的一段长跋文和下面印文图形侧边竖排文字共同组成的文字。     

释■

为了释■一文,重读《郑君■金■》,于释“■”一语,觉有韦安,■为之考释于后■释:郭洁若同志说:“■返者是限制■行往返的时间,■字从羽能声。当是态之异文。在此读为■,■之往返期间为一年”,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孔子不修《春秋》辨

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起源很古,就今天所知材料而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且影响最大者,当数孟子。《孟子》一书中谈及这个问题的地方有几处,如言“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长的一段见于《离娄》篇,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     

《春秋》与西汉政治生活

西汉一代,由于董仲舒大力推演《春秋》之义,与皇权神授说相结合,因而使《春秋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俨然是一部“圣经”。清人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有中肯的概括:“凡朝廷决大疑,大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卷八)兹举两个典型例子,说明《春秋》在当时所起的指导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其一,武帝建元六年,高帝陵园和辽东高祖庙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上奏,认为这是上天向朝廷示意要对悖逆不法的诸侯王施加打击。其理论根据是:“《春秋》之道举往以明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释战国“右骑将”玺

释战国“右骑将”玺刘钊《古玺汇编》００４８号著录的是一方官玺（见附图１）。玺面为小正方形,朱文,笔划纤细,具有典形的三晋官玺风格。《古玺汇编》对这方玺玺文所作的释文是＂右（将）司马＂。我们认为这一释文是有问题的。下面试加以论证。首先是战国文字中＂司＂...     

山东青州发现二方先秦古玺

(一)1973年春,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李家庄村民在庄西的弥河中挖沙时出土铜印一方,送交青州市博物馆收藏。该印为铜质,圆筒状,高5.8、直径3.5厘米,印面凹陷,上有大篆体阳文“左桁廪木”四字(图一)。经考证,此印为战国时期齐国的古玺。《古玺汇编》0300著录过一方与此同。关于此印的释文,有下列三种说法:(1)石志廉先生在《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2期)一文中根据它的形制定为烙印并释为“左廪桁(横)木”,他认为此玺“应是打烙在左廪公用的木横(衡)上面的烙印。”(2)吴振武先生在《战国“(廪)”字考察》(《考古与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