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两朝的文治变化及其学术效应

乾嘉时期,汉学盛行,经史考证风靡士林,但两朝学术差异也值得注意。嘉庆初年以后,宋学渐趋复兴,经世致用传统重新彰显,汉宋调和渐成主流。这些变化与乾嘉两朝的文治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就此考察,以期进一步认识清中期的学术衍变。     

男性智慧的戏剧性运用——变羊惩妒妇故事的跨文化误读

变羊故事发端于汉译佛经故事。羊崇拜中的化观念是复杂多样的,其与方术、鬼灵仙怪等传统化多种分支纠葛难分。母题利用变羊信仰教训妒妇,故事主流倾向被注入了男性强势化导向。而故事前半部分暗示的男性性放荡,则被轻轻掩盖了。     

邵晋涵史学概述

邵晋涵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清代浙东史学之名将。但长期以来,对他在史学上的贡献,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故阮元当时即已指出:“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纪,于宋明以来史事最详,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南江邵氏遗书序》)。其实他在当时的史学界贡献不小,影响颇大,特别是在著名学者当中,深受推崇,就连钱大昕这样的史家,对他也十分敬重,说“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君于国史当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无间言,而知     

神灵、教派、香头——地方文化中的宗教知识

文学和文书中随处可见神灵致病与治病的故事。在河北沧县,狐仙力量与动机的知识,以及香头特殊的治疗技巧,都是当时当地的文化产物。多数沧县农民经由本地香头借助狐仙治愈的故事了解狐仙。这类故事反映神界的直接性,发生在邻近村庄,产生于当今。地方信仰关注疾病、神灵、香头的效力和技艺,反映出书面文化的影响,但这远非教条。相反,由于经发展中的口头传统传播并塑造,宗教知识被不断重塑为当前地方文化中富有意义的部分。     

倪模集藏并撰《古今钱略》——《中华珍泉追踪录续篇》（八）

乾嘉间名儒古籍校勘家、泉学家倪模（1750—1825）字迂存,号韭瓶,安徽望江人,世居大雷岸（今望江县雷池乡）,以耕读为业。倪模自幼喜读书,廿九岁中举,四十九岁（嘉庆四年）成进士,后出任凤阳府学教授。倪氏一生淡泊仕途不为官,专心于教育和学术研究。他藏书甚多,并精于古籍校勘。据有关书刊记载,倪氏“藏书七万卷,为安徽之冠”,“校勘经史数十种,自少至老无倦时”①,是乾隆时期知名经史古籍校勘家。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学林>>点校商榷

王观国《学林》对经史诸书的笺释注疏排比异同,考证得失,颇多胜解,有较高学术价值。笔者经析其文意,查对经史原文,发现中华书局本之点校谬谬误百出。本文对其中尤明显之错误提出数条,并加辨正。     

《学林》点校商榷

王观国《学林》对经史诸书的笺释注疏排比异同,考证得失,颇多胜解,有较高学术价 值。笔者经析其文意,查对经史原文,发现中华书局本之点校谬误百出。本文对其中尤明显之错误提 出数条,并加辨正。     

钱大昕的学术思想

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

钱大昕是人们熟悉的乾嘉学者,以其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赵翼齐名。长期来,一些著述论及钱大昕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时,总是列举其如何勘正旧史之疏漏,校订史书传写刊刻之衍脱,及考证历来史注之舛谬,如此等等。似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史学家,是乾嘉学派中“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也有些论者举钱大昕做过清朝的官,还曾自题像赞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笈,不为不富;研思经史,     

论康有为目录学思想

论康有为目录学思想陈耀盛清代金榜说：“《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形象地指出,清代士子咸视版本、目录之学为身心胜命之事。的确,目录学在乾嘉年间,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是囿于传统经史典籍等的考据的。清末“国命危阽”,近...     

论崔述的考据学与清代汉学之关系

在清代乾嘉时期,儒家经学主流以“汉学”标榜,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北方大名出现了一位与外界不通声气的考据学家崔述（1740－1816年）。①尽管崔述本人从未与汉学家认同,然而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却称他为研究清代考据学之典型人物（anidealcanddate）。①究竟崔述的经史考证能否体现清代考据学的主要特征？在治学的取径和方法上,崔述与汉学家又有何异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崔述之学与清代汉学的关系加以分析和比较,以确定崔述的考据学在清代儒学史上的地位。对于“汉学”的定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     

王鸣盛历史地理考证的通识——以州郡及其治所建置的动态考察为例

清乾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王鸣盛 ,长于舆地之学。其历史地理考证内容丰富 ,方法精当 ,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指导下的细密考证 ,更有归纳、概括和提高的综合分析 ,并上升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王鸣盛动态考察正史地理志记载州郡建置沿革所反映的规律性特征 ,纵论汉唐之际郡国、治所的设置及其变迁等项 ,尤其体现出治史的通识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     

生死问的暧昧：清代“尸变”故事中的观念与情感

“尸变”故事在清代志怪小说和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清代社会中盛行的“停柩浮厝”的独特葬俗是“尸变”故事得以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故事本身则从独特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死、灵肉、人鬼等概念的分类与理解;也揭示出清代社会“停柩浮厝”与“入土为安”两种相冲突的观念给人们带来的文化张力和社会压力。“尸变”故事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在面对逝者时普遍存在的怀念、不舍与厌恶、恐惧两种本能情感间的人性冲突。     

张舜徽论清代学术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总结期,清乾嘉道时期诸儒对经史、小学的缜密考辨和编纂,孕育出《皇清经解》、《史籍考》、《小学考》等颇具宏观性的集大成巨作。与《皇清经解》、《小学考》流传至今而大显于世的命运不同,《史籍考》则因遭兵火之厄而消失于天壤间,隐而不彰。然而,毕沅、谢启昆、潘锡恩之主持经营,章学诚、胡虔、许瀚诸人之汲汲编纂,无不彰显出学人及地方大吏对史学的关注和倡导。因此,梳理和考辨《史籍考》的编纂经过,以及其取向、构架和成就,于深入考察乾嘉道时期的史学趋向不无裨益。     

历史批判与现实关怀:清代中期史学家的风俗论

探讨古今风俗之流变及其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是清代中期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清代中期的史学家评论风俗的重点,一是考察了清代以前风俗对朝代盛衰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二是批判清代中期社会上出现的不良风气,倡导士大夫阶层在引领风俗的良性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强调士大夫要树立廉耻观念。他们还总结出风俗的时代性、相对稳定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清代中期的风俗论,反映了考史学家的经世思想,体现了乾嘉史学的历史批判精神和关怀现实的学术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     

中土《法华经》普贤菩萨女身示化考——以东晋僧昙翼持诵《法华经》感普贤之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东晋末年山阴法华寺僧昙翼修持《法华经》的故事为个案,对中土普贤菩萨女身示化的传说时代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一传说出现於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以前,它的形成受到古印度有关信仰考验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不同的信仰形态的变化。     

梁廷■《海国四说》及其域外史地研究

梁廷■对域外史志研究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在《海国四说》中,他提出了实用可行的域外资料收集路线图,并运用用乾嘉考据的办法对资料进行考证以求准确,在体例上则汇合中西史学之长,开创了"以中国人述外国事"之新体例。梁廷■的域外史地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也谈“段顾之争”——时代风气与个人治学的交织

清代乾嘉间著名学者段玉裁与顾广圻梳理各自校勘理念,形成了两套立场鲜明的理论,对校勘学发展影响深远,后人称之为"段顾之争"。通过梳理当时的历史情境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与当时学术风气、二人治学门径关系密切。这既是乾嘉时期两种校勘倾向的一次正面碰撞,又包含着段顾二人对两种倾向的审视和深化。段玉裁将古籍文本的校勘纳入小学研究的体系中,通过校勘获得"可靠"的文本,以支持文字音韵训诂诸领域的考证,因此主张突破传世古本的限制。顾广圻的"不校校之"则是从自己长期从事版本鉴定、古籍校勘实践的经验出发提出的富有现实意义的校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