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岳与贵州辛亥革命

贵州辛亥革命是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两派携手合作的结果。贵州辛亥革命爆发的关键时刻,蔡岳为调合两派之间的激烈冲突,为贵州辛亥革命和平光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贵州辛亥革命的两份史料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以张百麟为首的贵州革命党人(主要系自治学社成员),响应武昌起义,策动新军,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反动统治,成立大汉军政府。未及一月,全省光复,并由都督杨荩诚率一旅之师出兵湘、鄂北伐。一九一二年三月,在宪政派、耆老会的策动下,刘显世等引唐继尧滇军入黔,夺取了贵州军政府的政权。贵州省起义之先,即有“自治、宪政两派,素不相能”的情况,宪政派     

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中国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运动,贵州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由贵州同盟分会即贵州自治学社发动的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的伟大运动.贵州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政权为时仅三个月,就被宪政预备会勾结滇军入侵所篡夺,致使革命政权崩溃,是贵州人民的一大不幸.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十周年,抚今追昔,探讨贵州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是研究贵州历史的一大任务.     

对任可澄的点滴回忆

清末,任可澄同唐尔镛在贵州办学及组织宪政预备会（即宪政党）,与张百麟、周培艺等所领导的自治学社（即自治党）作尖锐的斗争,宪政党的中心人物,就是任可澄。武昌首义,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去武汉共两国事,贵州当即推举平刚、高文崇为代表。而任可浪、刘显世认为这是在自治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决定的,但又无法争取,乃私用军政府名义,由云南都督蔡召代选在演之黔人熊范舆、刘显治为代表。肪、刘到武汉后先与我会面。当时我任湖北都督府一等参谋,由我介绍他们见黎元洪。我和熊。刘原不认识,但知道然是前清进土,宣统年间…     

张石麒先生光復纪功碑

张百麟,号景福,字石麒,贵州辛亥革命的中心人物。一九○七年十一月,他发起组织“自治学社”,鼓吹革命。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反动统治,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他出任枢密院院长。一九     

贵州的革命元老——凌霄

凌霄,字汉舟,贵州贵定县城关镇人。晚清末年,凌霄考入贵阳陆军小学堂,在校期间,他参加了由张百麟等人发起的贵州的革命团体“自治学社”。1910年,凌霄毕业于贵阳陆军小学堂第三期,又于次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镜秋轩照相馆与贵州辛亥革命

1907年,张百麟聘请广东摄影师谢石琴创办了贵州第一家照相馆镜秋轩.在镜秋轩,张百麟等人创建了革命党贵州自治学社,组织、策划、发,和指挥了辛亥武装起义,诞生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实现了贵州的光复独立,结束了清朝政府在贵州的专制统治,经历了“二·二”反革命政变.镜秋轩照相馆孕育和成就了贵州辛亥革命,忠实记录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历史风云,证明了摄影技术在推动和促进贵州社会变革和进步中的重大作用.     

试论清末云南的革命团体“自治同志会”

张文光、刘辅国、刀安仁等人创立的“自治同志会”,是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活跃于滇西地区的秘密革命团体,其成员除清军、学生、工人、商人等阶层外,包含大量哥老会成员,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又采用“歃血盟誓”作为入会及起事仪式,具有一定的会党色彩。在云南辛亥革命中,“自治同志会”发挥动员群众、策划参与起义、推动滇西反正等作用,但因部分将领和哥老会成员纪律欠缺、盲目破坏,给局部地区的革命进程和社会秩序带来消极影响。     

帮会是贵州辛亥革命的主力

90年前的贵州辛亥革命中,人们的注意力,被贵州辛亥革命前自治、宪政两党的斗争,以及革命成功仅三月后就被滇军颠覆了政权的纷繁现象所吸引。对贵州的帮会组织和帮会分子发挥的主力军作用,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重视。最近,笔者着手整理贵阳市帮会资料,对此有一些新的认识,写下来以纪念贵州辛亥革命90周年。     

暗潮汹涌的“大汉贵州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贵州各界仓促应变,携手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新政府中的各实力派因宗旨不同。渊源各异,而各行其是,由此导致军政府的最终解体。本文围绕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新军三大力量之间的政治互动,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以期进一步梳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兴衰历程。     

也论"社团改进会"--兼谈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变

社团改进会的成立,是以谭人风为首的部分革命党人力图根据民初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旧式会党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一有助于民国的“完善稳定之民党”。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决不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也决不是对某一个当权者的委曲求全,而是为了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长治久安,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共和政体的衷心拥护,出于对这种政治制度能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的期望和信心。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的转化,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论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

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发生,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也有团体结构方面的原因。冲突具有两个明显特性：它是不冲击核心价值的对抗,是革命联盟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革命的变革。对当时陕西社会而言具有诸多正功能。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夺取长征胜利和努力实现中国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变的斗争中,取得的主要成就为:一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形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二是组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坚强领导集体;三是促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光辉道路。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墨西哥革命:从官方史学到修正派史学

墨西哥革命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与革命后墨西哥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潮流的变化密不可分。革命期间到20世纪30年代,各革命派系皆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评价墨西哥革命;30年代后,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在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的直接倡导和参与下,创立了墨西哥革命的官方史学;四五十年代后,特别是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后,随着墨西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奇迹的终结,以及国内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产生了修正派史学。然而,80年代以后,修正派史学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都是他们未参加革命以前的身份。武昌起义以后,他们分别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投入革命行列;宣布独立光复,脱离清朝政府,加入民国军政府。他们与革命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一起组成了革命统一阵线。南京临时政府就是这革命统一阵线的革命政府,并且是按照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的行政、立法二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奠定了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体过渡的法律基础。其职能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从封建专制统治转化为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文明政府。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Attaque and Break Through a Phalanx of Corruption . . . the Court Party!’ The Scottish Representative Peers' Election and the Opposition, 1733–5: Three New Division Lists of the House of Lords of 1735*

In the early 1730s, Archibald Campbell, the earl of Ilay, gain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Scotland, and Sir Robert Walpole, the prime minister, entrusted him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atronage there. Ilay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is power, and controlled the votes of the financially weak Scottish peers in the election of 16 representative peers. The excise crisis of 1733–4, however, changed the political scene in Scotland. Although they had been chosen as supporters of the court party, some of the Squadrone Volante members (the duke of Montrose and the marquess of Tweeddale) and two courtiers (the earls of Marchmont and Stair) raised a standard of revolt against Walpole and Ilay. The Scottish opposition co‐operated with the English country party (‘the Patriots’) and such Scottish tories as the duke of Hamilton. In the 1734 peers' election they launched a challenge to the ministry, but the opposition was crushed by a bankrolled election campaign organised by the court party. Although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opposition petitioned in the house of lords to criticize the ‘undue practices’ of Walpole and Ilay at the election, the ministry was backed up by English and Scottish courtiers and bishops, and overwhelmed the opposition. Three new division lists related to the aftermath of the Scottish election shed much light upon the party alignment of the upper Ho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1730s.     

刀客与陕西辛亥革命

刀客是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绿林,主要存在于关中地区。陕西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与刀客等势力联合反清。西安起义前,井勿幕、胡景翼等同盟会会员积极与刀客相结纳．发展革命势力。在陕西各县市的光复过程中,刀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的光复,是革命派与刀客等势力联合运动的结果。但由于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有些刀客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有些在参加革命后沦为军阀或其爪牙,成为革命者镇压的对象。     

清末僧教育会与寺院兴学的兴起

20世纪初年,面对来自官绅双方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之强大压力,在先后谋求藉信徒之力消极抵制和借助外来势力的庇护均告失败之后,佛界一部分寺僧开始自办学堂和组织教育团体来推进佛教教育.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华日本佛界寺僧所带来的外交纠纷,作为官方的晚清学部于1906年颁布了教育会章程规范僧教育团体,从而建立起了僧界之间以及僧界、士绅阶层与官方之间的联络机制.虽然僧教育会当时影响不大,但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团体与佛教教育的发展,为民国以后的佛教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