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史上的突破性成果之一。河姆渡文化以其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稻作遗存引起海内外考古、历史、建筑、农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极大关注,被推选为“20世纪中国100大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我旧东南沿海,面向海洋,作为环太平洋文化圈中的重要一环,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已成为研究东南亚群岛和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发源的关键课题。本文试就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问题作一讨论。     

半坡聚落与黄河流域夯筑城址的发生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以及在许多领域取得的突破性研究进展,不断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也一直在探索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成果与意义。在考察半坡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过程等问题时,我们发现它很可能还与黄河流域夯筑城址的发生密切相关,甚至有学者认为半坡遗址就是城址。本文拟就此展开一些讨论,以期促进有关方面的研究。     

区域对比:环境与聚落的演进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considering environm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sequence, alteration of settlement quantities, 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and the movement of settlements, cultural embedding superposition exponent of ancient sites, ect. among three reg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y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ree different developing patterns of ancient settlement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and the Valley of Xilamulun River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two native cultures, namely,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Great River and the half-agricultural and half-stockbreeding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districts. The Valley of Hulu river,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an be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condary cultures, which originated from civilizations of great river, but dissimila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spreading abroad towards west.     

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黄淮地区考古学大课题的确立[1],随着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2],随着蒙城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连续13次的发掘[3],黄淮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时,根据尉迟寺遗址的史前建筑资料,又把聚落考古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     

粤东地区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互动

粤东地区全新世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同时间的古文化在文化面貌和生计方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别。本文在分析粤东地区汉以前区域气候波动和海平面升降的基础上,探讨了该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聚落形态的特点以及人地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环境与北京文明的诞生

以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三要素”标准、“三历程”与“三部曲”理论衡量判断,北京地区文明诞生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早期,是在特殊自然环境和特定的人文环境合力推动下,以西周封燕为契机形成的阶段性文化结果。北京地区文明的诞生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地区诸古族通过长期的文化吸收、借鉴和融合,创造出一条以向心、稳定、求实与和谐为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回顾北京文明诞生历程的现实意义在于,提示当代北京人关心与自己及其后代命运息息相关的北京文明兴衰,履行弘扬北京文明的历史责任。     

历史语境中的环境与文明--读《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它不但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还引起了各个学科的广泛兴趣,历史学也不例外。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了国际史学界的一个新领域。尤其在美国,环境史研究非常热门。但是,目前国外的环境史研究呈现一种“过度的碎化”趋势,即过度地强调专业化、多元化和区域化,而忽视了对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全球环境史等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综合性的研究。     

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遗址孢粉分析与环境考古初步研究

北山洞遗址是一处包含有多个时期文化堆积的洞穴遗址。通过对北山洞遗址的孢粉分析,复原了遗址周边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早期鲜卑时期的植被类型和气候环境。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的古植被主要以灌木草原为主,但森林的分布和主要树种则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气候条件经历了剧烈的变化,由寒冷干燥变为温暖湿润,而后再次变为干凉,又逐渐转变为温暖湿润。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中晚期以来人类行为的变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一、引言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一方面会拓展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意义 ,另一方面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会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 12 3。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期 ,是人类自身及其文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其主要标志是现代人起源并向全球扩散和农业的发生 ;同时 ,这一时期也是自然环境变化较多的一个时期 ,末次冰期极盛期的来临与消退 ,使得有些时期极端干冷 ,有些时期干湿冷暖快速波动。泥河湾盆地处于中原与北方的过渡地带和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带 ,为研究人类的技术、行…     

中原、中州、中国：中华从这里走来——中原古环境与文化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小时候,每当听到中国历史上常说的逐鹿中原,心中一直很纳闷：那到底是一头什么样的鹿,会这么吸引人,让无数豪杰竞折腰,并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与大格局？后来从事考古与研究历史,也一直想找出这头鹿,并认为这可能才是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最大的问题和发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浪潮分析

20世纪的帷幕已然落下,对20世纪的反省却方兴未艾。人们从许许多多的角度对之加以描述或定位。有人认为20世纪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这一说法其实并不为过。虽然环境问题由来已久,但大规模、高速度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只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出现的现象,而非历史的常态。     

基于Amos的环境地方性与游客地方感之间的关系机理分析——以西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本文以西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基于空间形态要素、公园景观要素、服务配套要素、地方性、地方感5个潜在变量,构建地方性与地方感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预设观测变量因子设计量表,发放200份调查问卷,回收181份有效问卷,再运用SPSS建立有效分析数据库,并基于Amos7.0平台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分析,从而探讨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空间环境营造的地方性特征与游客地方感之间的关系路径及运行机理.     

基于生态文明的县域环境-经济-社会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研究——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例

选取2005-2015年齐齐哈尔市县域环境、经济和社会数据,构建包含三大子系统,9项要素,27个指标的县域环境-经济-社会系统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细分判别标准对其生态文明及内部三大子系统的协调性进行评价;采用脆弱性模型对2015年县域环境、经济与社会的脆弱性分级;运用ArcGIS对2015年生态文明指数和内部协调性可视化对比。结果表明：①齐齐哈尔多数县域生态文明质量逐年提升,但远未达良好水平;②县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失调发展年份居多,协调年份极少,社会滞后型成为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类型;③县域耦合脆弱性问题严峻,部分县域脆弱性出现两极分化;④县域生态文明建设与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不匹配现象严重,协调度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