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货币——节译自《1937--1945年：金融与通货膨张》

[按本文为《1937—1945年：中国战时金融与通货膨胀》一书的节选。作者阿瑟·杨格在1929—1949年间是国民政府金融顾问,他亲历了中国的历史巨变。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也由于资料所限,他在这部420页的作品中,只用了2页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货币金融。但是,从仅有的2页中,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货币金融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的丰硕成果。]     

"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1945"国际学术研讨会简介

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194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6月27日至29日在哈佛大学召开。正式与会的学约30人,其中中国(包括台湾2人)、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学约各占三分之一。加上工作人员与旁听的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约近50人。     

杨格《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评介

<正>2019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以下简称"《抗战外援》"),立即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多个网络媒体发表了有关《抗战外援》的书评、导读和书摘,普遍认可该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抗战期间中日在金融领域的交锋"。~(1)一时间"中国抗战与外援""外援与通货膨胀"等成为热点话题。~(2)《抗战外援》英文原著(以下简称"杨著")是原国民政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年）》,54万字。该书分上编（一至七章）、下编（八至十六章）构建了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框架,突破了以往对陕甘宁边区史经济史三个时期的划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前七章通过对边区环境与历史的追溯、抗战前期边区的经济政策与农业、边区工业、商业、财政税收、金融业的初创等记述,归结其经济政策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后九章通过对皖变后边区的经济政策、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边区工业体系的建立、抗战后期边区的商业、金融业、税收、交通运输和邮政业等记述,总结其经济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

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通过改造使边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经济受到了削弱,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向合作制经济转变;通过选举树立了新的乡村权威,普通民众成为乡村权力主角;社会教育使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步形成;普及教育使穷人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乡村社会一改过去土匪横行的局面,民众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些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使民众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相比,中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要深刻的多,正因为这样,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才取得了成功,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

正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选题"之一编者:郑曦原译者:众志愿者出版年月:2016年8月定价:79.00元内容简介《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为"《纽约时报》中国观察记"系列之一,系《纽约时报》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间对华报道选编。入选本书的《纽约时报》220多篇出自西方记者的报道,不仅反映了八年抗战的战争状况,也反映了当时中     

1937-1945:日伪与上海"第三国"势力

战时上海“第三国”势力主要指英美等国掌控的公共租界当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日方总的原则是 ,一切以争取对华战争的胜利为前提 ,在不发生正面的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 ,尽量使英、美、法等第三国保持中立。同时 ,采取多种手段 ,逐渐削弱、排挤英美在上海的势力 ,最后达到其独占的目的。全面占领租界后 ,日方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疯狂侵占英美等国的经济利益 ,努力消除其政治影响。英美终战时 8年 ,虽时有妥协之举 ,但为了其自身的利益 ,为了不轻易放弃在华、尤其是在上海等地的势力和影响 ,未承认日伪上海市政府     

《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简评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用“硕果累累、汗牛充栋”几个字概括并不为过。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乃至中共党史各个时期的研究中,是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但并     

读《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年）》

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战时盟国领袖如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曾对此作过高度的评价。然而战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这一点并没有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国外学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贡献,但总的来说估计不足,有人甚至加以否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开始重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并未穷尽。韩永利的新《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正是中国学在该领域的一项可喜的新成果。     

从《真相》到《良友》——1912-1937年中国摄影画报简论

1912年-1937年间,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和摄影术社会认同度的提高,中国出现了一批摄影画报。这些摄影画报大致可划分为新闻时事型与综合型两类,前以《真相》为代表,后以《良友》为代表。对这两家画报进行个案分析,有助于认识这一时期摄影画报的发展状况。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正在中国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近一百年间,介于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东部淮北区域爆发了多次农民暴动,声势浩大,前赴后继,形成了所谓的"叛乱传统"。这些暴动虽给国家权力系统带来一定的振荡,甚或形成挑战,结局却是无一例外的失败,无法改变农民自身的生活窘境。既有前车之鉴,为什么数以万计的贫苦农民又甘冒杀头之险,绰刀提枪,义无反顾地与官兵对垒?裴宜理在本书中给出的答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

2007年9月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孟国祥著的《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32万字。该书分十七章,论析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对南京古建筑;文化古物;中央及地方图书馆藏书、民间藏书;中央研究机构和学校内迁（物资）;教育与文化的破坏、劫掠。战后南京文物的封存与清理。     

1927-1937年中国的学术研究

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发展较快的十年,出现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批近代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各高校学术研究水平也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对此后学术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1931-1945年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

1931-1945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加拿大政府从对日本奉行绥靖政策逐渐转变为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本文在查阅档案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加中关系进行考察,着重从加拿大在二战中确立并实施的独立外交角度去探析加拿大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并指出加中关系的改善对于双方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出版

正陈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36.9万字,79元陈雁著《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一书,是在其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战争与性别"结项成果基础上修改而成,并被列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之一。作者以1932年至1945年的上海女性生活为中心,跳出了"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传统女性战争史的写作窠臼,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民族战争,尽力探究战争与     

战时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收获——读《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

战时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收获——读《合作与冲突——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的中苏关系》徐万民１９９６年出版的《合作与冲突——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的中苏关系》（以下简称《合作与冲突》）,是李嘉谷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精心撰写的著作。该书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     

中国的外资银行民国时期的货币发行(1912-1945)

正中华民国的大银行忙于应付自身问题时,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银行都已作为新的合作伙伴进入了中国,试图瓜分利润丰厚的东方市场。1913年美国颁布的《联邦储备法令》赋予美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的权利。以此为契机,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组成了国际银行联盟,以平衡角力激烈的中国金融市场。统计数字显示,当时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在中国的数量超过了欧洲银行,原有的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只有少数几家银行得到授权在华发行和流通自己纸币。所有民国时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