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试析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苦难会选择湘西作为其主要传教地点的原因

二十世纪20年代起,美国苦难会进入中国传教,其传教的主要地点是地处湖南偏远西部地区的湘西。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天主教会的号召、传教的实际需要共同决定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地传教权全面向西方国家开放,而美国国内则进入了海外传教运动的高潮。美国苦难会在此形势下,响应教皇的号召,接受了传教的使命。天主教传教重心的向乡村转移、西班牙奥斯定会的经济窘迫使得美国苦难会选择了湘西地区作为其传教的主要地点。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十六七世纪天主教在日本“慈善传教”评析

16、17世纪之交,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以“谋略智取型”开展送医送药、救助奴隶、兴办教育等“慈善活动”,在社会底层民众中赢得了大量信众,开辟了一个“天主教时代”。这与天主教在拉美对异教徒采用以“刀剑传教”的赤裸裸的征服完全不同,成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日耶稣会缺乏武力后援且为适应文化差异而被迫采用的传教策略。“慈善传教”与“刀剑传教”在形式上大相径庭,然两者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江苏的传教活动

美国长老会是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三大差会之一,江苏是长老会尤其是南长老会传教的主要区域,其传教活动对江苏近现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从检索史料入手,首次对长老会在江苏100多年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梳理。     

学术传教与天主教本土化——以北京辅仁大学司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附设于北京辅仁大学,由教宗驻华代表创立,委托天主教圣言会管理的司铎书院(1938—1950),是为司铎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其直接目的,是为天主教中学和修院培养师资;其长远目标,则是以提高国籍司铎教育程度,达到学术传教的目的。"学术传教"作为一种传教方法,作为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的进路之一,是始自利玛窦时代,民国时期由马相伯、英敛之所继承的重要思想。司铎书院承载了"学术传教"理想,为中国天主教修院储备了师资,为天主教的本地化培养了领袖人才,并发掘和造就了各类学术专才,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本地化的进程。     

美国友爱会在山西的传教历程

1908年友爱会传教士来到山西传教,他们选择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的平定、辽县等地为传教区域。1910年起,他们在此修建教堂、学校和医院,通过为人看病传播福音,通过办学传播文明、培养人才,友爱会的传教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他们经历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迅速发展三个阶段,1940年在日军的逼迫下沧然撤离。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利玛窦的传教为例

在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中,天主教耶稣会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带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旨来到历史悠久的中国,鉴于社会现实,采取了和平的"文化传教"策略,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又极力迎合了中国士人的心态和融合了中西的文化,在传教过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以利玛窦的传教作为典型。     

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

明末 ,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 ,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以及北京等地建立较为稳固的传教据点。其中在肇庆的传教活动是天主教再次入华后的摸索期 ,而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则是传教活动的发展期 ,在北京是鼎盛期。韶州（今广东韶关） ,是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 ,是广东著名的贸易重镇。明末 ,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韶州传教 ,是进入中原传教的重要一站。对于天主教在肇庆、南昌、南京、北京四个据点的传教活动 ,目前学术界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但关于韶州在天主教传教活动中的地位 ,则少有论及 ,因此本文试图能够在这一方面稍作补充和评述。…     

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自19世纪后半叶起,瑞典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土来华传教。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中国,时间长达100多年。他们在中国传教时,正值中国政治文化生活发生剧变的时期,因而目睹和领略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出于传教的需要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对中国进行了一些研究,留下了大量介绍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问题的著述,这些著述有助于瑞典人了解中国。应该承认,瑞典传教土在华的这些活动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篇章,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却未能涉及。     

贺龙与美国传教士

1934年5月8日,贺龙指挥红三军一举攻克川东的彭水县城。在清查官吏中,红军战士从小学的墙壁缝中捉到了一个美国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史敬信。史敬信又名勒·史密斯,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武汉传教。“9·18”事变后,他又带着夫人到彭水县传教,是当时在四川各县传教的20余外国人中的一个。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

从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华到十月革命爆发的约两个世纪中,俄国共派遣了18届传教团来华,其中7届有监护官随行。这些监护官表面上只是负责新旧传教团的交接与护送,实际上却是严格执行俄国政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丰特奈原西多教团修道院史话

西多会的修士们反对本笃会的精英主义、罗马神职人员的权力欲和英国圣公会日益增长的财富。相反他们崇尚俭朴和辛勤的劳动,他们清理林地,疏导河流,建造新的修道院。     

乾纲独断：康熙朝天主教传教政策的制定——以内务府佐理外事为中心

康熙帝在位期间，以其敏锐与果敢，强势引导清廷天主教传教政策的更张。制度变革背后，内务府的角色不容轻忽。某种程度上，内务府及其属员参与协理外事，是传教士作为“域外工匠”出入造办处带来的结果。以造办处监造为中心的内务府属员，协助皇帝同传教士之间建立起相对直接的互动与接触，由他们构成的情报网络，成为康熙帝高效获取、理解西洋消息，进而制定、推行传教政策的重要倚仗。总体上，自康熙朝前期禁止传教政策的贯彻，至康熙三十一年自由传教政策制定，再到康熙四十五年领票传教制施行，清廷的传教士统御制度存在明显的“内廷化”倾向。     

晚清圣母圣心会中蒙古教区传教述论

本文认为,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中蒙古教区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教会的成功既在于其传教方法得当,也在于教会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怎样评价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     

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梧州传教所摄照片及其开发利用——以《玛利诺教会中国布道文集》为中心

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梧州传教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直观地反映了民国时期梧州的经济、社会、风土人情等,具有文字资料不可替代的价值。充分发掘照片中蕴含的史料信息,有利于深入探讨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     

傅兰雅——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传教士

傅兰雅(John Frye r),1839年8月6日出生于英国肯得郡海得城一个牧师之家,少年时代便向往中国。1861年自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毕业后,便接受了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到该会所属的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校长。而后在中国历任北京同文馆教习、上海英华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     

清民时期外国医生对广州医药卫生的影响

广州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商埠之一。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素有海上丝绸之路美称。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艺术的交往,特别是清朝时期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甚为活跃,来华传教是西方诸国的热点。他们懂得要把宗教传入中国最好办法就是用医药的方法辅助传教。从此,来华传教的英美各国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医师来华,甚至不是医师出身的著名传     

基督宗教在中国边疆地区传播研究回顾北大核心CSSCI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中国边疆地区传播活跃,并产生了不同的传教结果。文章以地区分类,对学者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分析,描述了基督教在我国边疆地区的传教特点和结果,并且指出这些学术研究,可为今天更好地维护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提供更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