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汉的私学与士人

东汉的士人多出于私学,东汉私学的兴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士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保证了朝廷人才的供应,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发展繁荣。私学不仅促进了士人数量的增加,而且维持了士人集团的稳定,另外私学也促进了士人政治影响的扩大。同时士人队伍的壮大,又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士人不仅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师资力量、以自己的精神和学识影响着私学,而且也为东汉私学的兴盛提供了经济支持。两者互相影响,形成了东汉时期私学和士人的独特关系。     

论汉末魏普之际世族地主势力的消长与曹魏政权的兴亡

(一)东汉世族的形成和汉末农民起义给它的打击如所周知,东汉政权建立之初就为官僚豪族所把持,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拥有众多的依坿人口,所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①正说明当时官僚豪族利用政治特权垄断土地,包庇人口的情况。做高官享厚禄的官僚豪族本人既然终身富贵,又利用任子、袭爵、察举、辟召、经学、德望与培植门生故吏等一连串的把戏延续并扩大他们家族的政治特权和社会地位。因之在东汉后期出现了四世居三公位的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     

东汉士人群体自觉意识形成原因考察

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自觉意识,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面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其兴起之原因,一是土地私有化的完成,地主庄园经济的出现,尤其是东汉士人对劳动态度的改变,使士人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使其在经济上有了独立性,为其人格独立打下了物质基础;二是东汉统治者对士人尤其是对归隐士人的相对宽容,为士人自觉意识的培养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三是士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中央官学规模的扩大和校舍的扩充,为士人个体自觉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提供了中心场所;四是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专权,又为士人群体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张扬提供了外部条件。     

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天下绝响 大汉风范——南阳汉画像石拾遗

<正>地处豫、鄂、陕三省交会处的河南南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西汉时南阳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盐铁论》盛赞:"宛(南阳)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东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于     

“竹林七贤”考

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 :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 ,大多数译为“竹园” ,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 ,处于邺至洛阳之间 ,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 ,属政治敏感地区 ,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 ,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 ,最终通过孙盛之笔 ,在历史的记忆中定格。     

汝阳故城考

商水县城上村的汝阳故城,实为汉代的濦强故城,北魏政权的侨设郡县。今汝南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平舆县郭楼镇高平寺村的汝阳故城,才真正是东汉袁安的乡里——汉代汝阳故城。     

南阳汉代陶犬及辨伪

历史文化名城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一向以汉文化遗存丰富和集中而著称。南阳汉墓出土的陶犬,数以百计,它们或立姿,或卧姿,朴素自然,憨态可掬,极富文物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一、南阳汉代陶犬随葬的背景及类别西汉时期,南阳是全国六大都市之一,曾有"富冠海内"之誉;东汉,由于光武帝刘秀发迹于此,南阳为"帝乡",其     

《汉志》淮水究竟经过哪几郡

<正> 《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平氏县下载:“《禹贡》桐桕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浦入海,过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一四,钱坫、徐松《新校注地理志集释》卷五和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卷二俱认为淮水当过南阳、江夏、汝南、庐江、九江、     

东汉士人的游艺风气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在东汉中后期,随着士人个体内心的觉醒,士人从对“六艺”的全面掌握,逐渐转变为侧重于掌握琴、棋、书、画等艺术性科目,而且“六艺”的礼仪功能逐渐被其中蕴涵的娱乐性、游戏性、抒情性等审美特质消解。带有审美特质的士人游艺活动增多,渐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游艺已成为东汉中后期士林的一种时髦风气。     

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

东汉后期,士大夫在同宦官、外戚等腐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其政治人格也逐渐发生转向。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的回报,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死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多达六七百人。忠而见疑、忠而被弃是对士人心理的极大戕害。党锢之祸对士人最根本的打击就在于粗暴地挤压了士人精神的及现实的生存空间,所以对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响。     

大足北山石刻《韦君靖碑》“颍川”、“河内”辩

陈灼同志《北山石刻(韦君靖碑)“颖川”“辩”》(载《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提出：唐代《韦君靖碑》：“政茂颍川,化光河内”两句,“颍川”乃“颖川”之误,又释“颖川”之颖为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征东中郎将赵颖。说“‘颖川’一词是韦君靖部属胡密所遣造,源出于汉末赵颖首举分巴。”又赞同刘蜀仪先生注释,“以河内代全国”。“化光河内”释为韦君靖“功德还辉映全国”。     

东汉的“义学”与“名教”

东汉的“义学”与“名教”陈苏镇一、问题的提出东汉王朝作为新莽改制失败后“汉德”复兴的产物,其整体面貌与西汉有同有异。同的主要是制度设施,异的则是思想文化,尤其是士人阶层之风尚。钱穆指出：“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其中常见之表现不外“久丧”、“...     

曹操“奸雄”名号的由来

东汉末期,政治动荡黑暗,但文人间的言论却还自由。那时涌现出了好多优秀的品评人物节目,由此也炒红了不少“脱口秀”主持人,如汝南许劭、许靖兄弟,太原郭泰,襄阳庞德公等。在所有品评人物的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当属许动兄弟主持的“月旦评”。     

东汉名士——郭泰

正郭泰(128—169),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东汉末期界休县(今介休市郭家村)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相依度日。聪明过人,勤奋好学,饱读经典。成年后游学各地,广交鸿儒,成为一代著名学者。是东汉末桓、灵二帝时士人与宦官斗争中士人的著名代表和太学生主要领袖之一,还以不愿就官府征召而著称于世。郭泰从小家境贫贱,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惨淡。长大成人后,母亲想让他去县衙中谋个差事,以改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成都天府广场东侧近年有两起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11月此地出土的东汉石碑《李君碑》、《裴君碑》证明该地为东汉蜀郡郡府所在；2012年底,考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发掘出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再证该地为秦汉三国蜀郡郡府衙门所在地.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     

汉魏汝颍士人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汉魏汝颍地区悄然兴起的士人集团在东汉后期、曹魏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区域文化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汝颍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发达的经济和良好的区域文化背景,更兼有政治中心的东移、地方官的教化和察举制度的实行等因素的作用,才促使了此地区士人集团的崛起。     

再论东汉吐舌镇墓兽

吐舌镇墓兽流行于东汉峡江地区,除峡江外又以南阳襄阳地区所出最为集中,本文对这两地的吐舌镇墓兽进行了梳理。通过与南阳画像石中灵怪形象的对比,认为两地均继承了巴楚鬼神崇拜传统的一些因素,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南阳襄阳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也是镇墓兽在此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指出吐舌镇墓兽在南阳襄阳地区主要流行于大中型墓葬中,这反映了峡江与中原地区在东汉时期可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互动。     

汉末私谥和曹操碑禁的文化意蕴

东汉中晚期,私谥和立碑形成风气。私谥和碑铭承载着两大文化内涵：朋党义气和清刚贞亮的名士人格。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断立碑,其显性原因是立碑往往劳民伤财,而且有助虚饰之风。其隐性原因一则出于对党人的反感,一是借以打击清流名士的贞亮人格。     

襄阳地区汉代南阳郡属县治所初考

襄阳地区汉代分属南阳郡、南郡统辖,南阳郡属县中西汉设酂、舂陵、筑阳、阴、山都、蔡阳、邓、朝阳县(侯国),东汉分蔡阳县设襄乡县。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对文献所记襄阳地区汉代南阳郡属县县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考证,其中舂陵、筑阳、蔡阳、邓、襄乡五县(侯国)基本与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观点相同,而酂、阴、山都、朝阳四县(侯国)则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