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国际学术工作坊综述

2007年9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了“唐宋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国际学术工作坊。这次工作坊,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的支持,是该项目的中期讨论会。本次国际学术工作坊,由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和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主持,参加者既有唐史研究者,也有宋史学者;既包括中国学者,也包括日本学者;既有前辈学者,也有青年学者及博士生。在讨论过程中,特意安排了唐史学者和宋史学者的混合评议,以期不同断代的研究者之前,能够形成更为密切直接的对话。本次工作坊主要…     

蒙元时代的公文书史料:原文书与集成文书之间

<正>所谓"文书",就是传递、核对信息的文字。其中,由官府及其成员在公共事务过程中发出、接受或保存的文书则称为公文书。"文书史料"作为历史研究重要的史料群之一,在笔者所从事的蒙元史研究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杉山正明曾将"文书学的胎动"称为蒙古时代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预见了其后文书研究必将在蒙元史研究中崭露头角(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9年,第523—526页)。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海上丝绸之路与蓬莱古船·登州港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2年5月17～19日,海上丝绸之路与蓬莱古船·登州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阁隆重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目前国内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古代船史的专家学者,以及11位来自日本、韩国研究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和以中国技术为依托的各国古代造船史方面的学者。     

“汉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2月19日至2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中正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汉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房山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的四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上,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结合"新出史料",对其中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作了     

文书与史料系统

<正>近代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于文书这种原始资料的重视。1681年,被誉为"历史考证学之父"的法国学者马比荣(Jean Mabillon,或译"马比昂")撰写了《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有的学者译作"古文献学",如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提出系统考订古代文书的一系列方法与原则,推动了古文书学的建立,为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从1923年至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经历了出版、被禁、再版的曲折历程,共有三个版本。九十多年来《本国史》的三个版本和该书涉及的两个"案中案",贯彻了"成一家之著述"的编纂宗旨。编写《本国史》不但是催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重要契机,而且还是顾颉刚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培养并发展了他的史学通识,"教科书风波"则直接推动了顾颉刚"考辨古史"体系的建立。《本国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教科知识的普及,更深远的是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学术地位与持续影响。     

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综述

正2017年8月24—28日,第九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中、日两国的6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东亚文化交流、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等议题,展开了观点碰撞和深入交流。东亚政治秩序与信息沟通。渡边义浩《两位"亲魏"王——三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通过对大月氏、倭国的微观分析,揭示出三国政权对周边政权的争夺。孙昊《制造"夷狄":古代东亚世界渤海"首领"的历史话语及其实践》指出唐朝、日本、     

“战争·变革·史料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视角的转变和新史料的挖掘,学界对近代以来战争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史、政治史、外交史等视角,而将目光扩展至社会史、制度史、科技史、疾病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2020年10月17—18日,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在杭州召开"战争·变革·史料学术研讨会",《近代史资料》主编刘萍在开幕致辞中介绍了会议的缘起、主题确立和入选论文等情况。在随后的2天会议中,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40余位学者,围绕"战争""变革"和"史料"三个关键词展开了讨论。     

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8月15—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葛金芳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共同倡议发起的"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一、重构中国古代史解释体系的新尝试。葛金芳指出,宋以降的江南区域社会具有商品性农业增长、市镇兴起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等特征,从而与其他区域社会区别开来。自宋以降的江南区域社会就是一个农商并行发展的"农商社会"。赵轶峰从"历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7-8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共分为七个专题进行,分别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视野与新路径"、"西方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古代中世纪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的引入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以及"近代西方史学的嬗变与演     

“中国古代史研究前沿论坛：理论·方法·学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12日,由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前沿论坛：理论．方法。学科”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以及国内多家学术期刊的30余位学者、编辑参加了本次会议,就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建设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作了研讨。会议议程分为专题报告、历史学专业期刊介绍两部分。     

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清初程朱理学研究》读后

正百余年来,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从大处分,至少有三种研究路向:其一为"研究之研究",对过去的学术作必要的回顾;其二为"思想史的研究",侧重书写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甚至以思想史"代替"学术史;其三为"社会史的研究",将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放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昌荣集十余年之功,出版了《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研究》),在反思理学学     

“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

"台湾意识"本是台湾民众认同乡土的"地方意识"。日据时期,"台湾意识"蜕变成"国族认同",其本质上仍是"中国意识",如不少台湾的知识分子借助台湾史著述表达了对"故国"的追思。"二二八"事件后,围绕是否认同"中国意识",台湾内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台湾意识"与台湾史叙述。"解严"前后,政治的变动促使"台湾意识"出现异化,导致战后岛内"去殖民化""去省籍化"的台湾史研究路径被抛弃。部分台湾史学者企图使台湾史研究脱离中国史脉络,重新建构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台独史观",使之成为推动"台独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笔谈

<正>【编者按】民间文书的大量发现和利用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的重要成就之一,有力推动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研究的拓展,催生了"敦煌学"、"徽学"等重要研究领域。有关民间文书的整理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近期,本刊组织了一组关于"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的笔谈,一些从事相关领     

笔谈:古文书的史料价值与研究路径

<正>编者按:在中国古代史学界,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徽州文书等出土或传世文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徽学"等学科。然而,这些学科受限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及存在形态的差异性,形成不同的概念与分类标准,始终缺乏一个能够将作为原始文献的古文书与一般编纂的典籍文献区分开来,进而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古文书内在特点的理论体系。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历史学、文献学、档案学等既有学科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参考国外古文书学的理论与经验,建立起跨断代的、涵盖公私文书研究的"中     

宪官 史官 言官——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三套马车”及其比较

<正>监督制约是政治的本能,是一切政治制度设计之要义。中国古代监督制度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有这样"三套马车":宪官——古代监察官员的一般称谓;史官——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言官——古代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宪官"掌察",以法律和上命为依据,监察百官,执行法纪,又称察官、监官;史官"掌史",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准绳,记录国家大政和统治者言行,褒贬得失,以史制君;言官"掌言",以"庙堂舆论监督"为职任,规谏帝王,纠劾百司,又称谏官。     

金村传说:怀履光与洛阳文物之谜

<正>引言但凡涉及中国考古史、文物史、收藏史等研究领域,"金村文物"—一组出自洛阳却流失海外近百年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总是令人魂牵梦萦,情愫万千。"金村文物"让人欢喜让人忧,更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提及"金村文物",一个人和一家博物馆始终无法绕开:怀履光[图一]和     

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

"史官"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及和运用的名词或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早期的史官因其官为"史",故被后人称为"史官",后期的史官,则因其职为"记史"、"写史",而被称为"史官"。这种称谓的变化经历了天官和巫官、著作官和天官的分离过程,到隋唐时期,史官的称谓才固定为专指记录和撰述史事的官员。     

从"圣·迭戈"号沉船考古看海上的社会生活

对古代航海船只上社会群体生活状况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人类航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涵构成。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海上社会生活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近些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对沉船的科学发掘及对生活遗迹与遗物的详细纪录,使得古代海上社会生活的研究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资料。本文以"圣·迭哥"号沉船考古发现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资料、航海日记以及其他古代沉船的相关信息,对古代海上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复原与探讨,以期能为海上社会生活史的深入研究做基础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