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 ,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被迫西移。为保证后方货币资金的融通 ,支持战时财政 ,扶植战时经济 ,在建立战时金融管制体制的同时 ,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业 ,已是国民政府实行战时财经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研究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 ,对于了解战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评价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抗战前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抗战以前 ,我国金融机构因东南、东北经济交通事业发达 ,大多云集沿海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各省 ,除少数重要城市设有分支行处外 ,其较偏僻之地尚少设立。 1 9…     

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

本以翔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着重就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全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的变化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认为整个开发过程经历了初步酝酿(1928—1931)、着手实施(1931—1937)、积极推进(1937—1945)三个阶段。第二部分主要选取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诸领域,以丰富的事实和数据,展现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需要出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办法,以及开发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则从西北地区农业的进步和工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商贸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东西部经济化交流与合作的扩大,分析了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影响。论指出,作为策划和组织的国民政府,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其成果不仅为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改变西北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础。但国民政府在西北开发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和问题,特别是其开发的主旨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该地区的全面而长远的发展。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热情遽减,各种开发、建设工作也停顿了下来,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次陷入低谷。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化思想述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痛感东北之沦丧与民族之危机,开始关注西北地区。国民政府曾设想依靠西北为长期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并以开发西北相号召,希望促进西北经济的发展,以增强抗战的力量,西北地区工业化的问题随之提出。时人对西北地区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启发意义。     

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变动

皮毛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畜牧产品。近代以来,随着天津的开埠通商,在天津口岸的经济辐射作用下,大量西北皮毛通过黄河水运汇集至包头后再通过平绥铁路运至天津出口美英等国,皮毛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大量西北皮毛的出口也成为西北地区皮毛业外向化的重要表现。但抗战爆发以后,西北皮毛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路线改为向西汇集兰州后再通过甘新公路或甘新大道运至猩猩峡出口苏联,使得苏联取代战前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皮毛进口国,这也直接推动了战时中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其次,由于战时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较战前出口运输路途艰险,加上战时出口市场萎缩等原因,造成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较战前减少。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的减少,迫使部分皮毛出口转内销,西北皮毛业从战前外向化开始转为战时内向化。西北皮毛内销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大后方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战时西北皮毛业的内向化一定程度上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积累了新的动力因素。     

酝酿制定“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史料两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出发曾考虑中国西部开发事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本次公布的有关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的史料,即是战时经济开发计划的组成部分。     

抗战大后方金融网中的县银行建设

民国时期的县银行,虽发端于1915年,然而一直发展迟缓,直到1940年1月20日《县银行法》颁布之后,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才有了较快发展,并达到一个小高潮。本文认为：战时县银行在大后方的推设是国民政府构建战时大后方金融网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战时新县制的配套措施,根本目的是厚植抗战建国的物质基础。县银行战时的大量出现是在特殊背景下政府不遗余力倡导的结果;县银行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金融网络的建设,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战时县银行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大后方的四川与陕西两省,尽管其分布趋势很不平衡,但对于改变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区域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仍有着积极意义。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1931-1937年间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

193l～1937年局部抗战阶段,面对日本侵略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从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措施,推动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进步,西北金融业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国家金融势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地区一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西北各省的金融业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这对于调剂西北地方金融、扶植和开发区域经济、促使西北金融体系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西北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问题,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

抗战时期,落后的交通现状与抗战对运输需求的矛盾突出。国民政府为摆脱交通面临的困境,实施"战时驿运"制度。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设立中央驿运干线与地方支线,充分运用民间运力,担负军公商运输。战时西北驿运由此发轫,有力地弥补了近代西北现代交通运输能力的不足,为及时补给前方军公物资和调剂后方民用必需品做出重要贡献。但实行过程中,驿运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征雇运力困难、经费捉襟见肘以及运价、力价与物价背离等问题,各驿运机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驿运的效能。对战时西北驿运的研究,可窥探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中传统与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相互补充与调适,以及政府与民众在驿运运行机制中的行为选择,认识到传统运输力量在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

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张连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演变是政局走向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和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对战时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决策中枢的地位与作用及决策程序与模式却少有文章涉猎。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战时体制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育"。高等教育纳入战时体制,一方面适应国家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军事、医疗人才,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     

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

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王卫星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进行了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同时也进行了全国经济的总动员,使中国的经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资源委员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筹办、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经济部门,其自身及所属重工业厂矿的发展与否,直...     

战争与民生：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运营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渝,重庆市厂矿林立、人口激增,自来水供需矛盾凸显,重庆自来水公司因此获得了战时难得的发展机遇。因自来水事关民生,且属公共事业,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自始介入其创办与扩建全程。重庆自来水公司便借助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招股集资、银行贷款等途径筹措营运资金,并采取赶工抢修、设置临时水站、分区定时供应等办法保障战时供水安全。在艰苦的抗战中,重庆自来水公司虽然亏损,但依然艰难运营,并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论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筹划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在关注新疆,筹划新疆即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的一部分。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上调新疆军阀盛世才,掌控了新疆实权。从此至新疆和平解放,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对新疆的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宗教、文化教育、交通、军民屯垦实边等各方面事项着手全方位的筹划,制定了许多政策、计划和方案。     

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李学通目前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问题,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这一专题在整个抗战史中的研究地位还很不相称,因此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大后方经济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认识。我就几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