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

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六十九年前,这儿     

黔南事变始末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十八日,为时二十二天,日本侵略军侵入贵州南部独山、荔波、三都、及丹寨(当时名八寨)、等县,使贵州人民直接遭受深重的灾难。通称此次事件为“黔南事变”。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把关于黔南事变的资料整理成文,帮助读者回忆或了解。一、日军发动湘桂战役之目的及其过程日军指挥部称湘桂战役为“特号”战役。日军统帅部处心积虑的要发动此次战役,根据各种资料归纳,其战略意图有二:1)打通从东北至华北、华中、湘桂而达越南的大陆交通     

富田事变时刘敌给中央的信

1932年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出发,带一连士兵前往吉安富田抓AB团。7日他们到达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即当时的江西省委,下称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李指挥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办公地王家祠堂,然后冲进祠堂,将正在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绑,并满屋搜查。     

毛泽东处理“富田事变”的教训

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所发生的“富田事变”与毛泽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事变后毛泽东对其本人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不断反思并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他不断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处理解决党内矛盾的思想根源,最终形成了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富田事变是如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

多年以来,对于为什么在中央根据地会发生对富田事变的有关人员进行逮捕和杀害的严重错误,有人从"左"的肃反政策上找原因,有人从肃反的执行者身上找根据.笔者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有一定的关系.     

“八三”事变始末

1942年8月3日,驻山东的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在师长常恩多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率领下,脱离国民党的统辖,并包围、解决了鲁苏战区总部,宣布组成“东北挺进军”。数日后,该师大部哗变,常恩多病逝,郭维城率2800余人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八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的东北军西安事变后对东北军造成致命的震荡便是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临上飞机前,留下了一张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内…     

“天京事变”始末

本文论述了太平天国历史上一段极其可悲的血淋淋的史实。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没能脱出“大胜利──大骄傲──大失败”的怪圈。这固然因为农民革命首领们有其阶级局限性,但他们留下的历史教训却是永远值得记取的。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宏伟事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离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征途要去跋涉。我们决没理由骄傲,更没有理由享乐腐化。脱离群众,危害安定团结,落入历史的覆辙。     

皖南事变后国共谈判始末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曾一度紧张,内战一触即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没有扩大军事冲突,而是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始末

<正>1941年1月6日下午,正在按照国民党当局要求北移的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茂林一带遭到近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倒打一耙,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长期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夹缝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遭遇了成军以来的最大挫折。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重建新四军军部,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宁折不弯的     

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何以只发生在中国?40年过去,想来想去还有许多不解之惑.近日重读戴向青、罗惠兰12年前合著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简称<始末>并径注页码)一书,似乎悟出一点儿道理.     

皖南事变三烈士遗骸移葬南京始末

皖南事变三烈士遗骸移葬南京始末文图／王辅一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以南１５公里处的“三烈士墓”,里面安放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三烈士的遗骸。它是由新四军演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南京军区）...     

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九·一八”事变始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战败投降,而被扔到历史的拉圾堆里,但是在以后的四十余年中,一小撮军国主义余孽,却一直不甘心当年的失败,不断地为日本帝同主义招魂,妄图实现军国主义的复活,其表现形式多种多佯,其活动也是有时极端隐蔽,有时却颇为猖狂,这种变換是和执政的保守政治力量的消长密切相关的。例如伪满洲国的残碴余孽,在战后一直念念不忘他们在侵占我国东北时的天堂时代,大肆宣扬伪     

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发动“ 兰州事变 ”始末

1936年12月12日晚上,古城兰州,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一支部队迅速解除了驻兰国民党中央军的武装,并扣押了部分国民党中央驻兰要员,这就是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兰州事变"。"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始作俑者"是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     

塞外遗珠:《庚子事变手札》再发现与整理始末

本文对近代重要史料《庚子事变手札》再发现的经过、信札整理出版的过程及史料价值做了回溯介绍,认为这批信札原藏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文革”中辗转流落内蒙古。信札实为清末官员张亨嘉藏札,内容也不限于庚子事变。信札成于多人之手,对研究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李鸿章善后活动、沦陷期官员心态、张亨嘉本人历史及书法鉴赏具有多方面价值。     

西安事变"背后的惊世之举——51军"兰州事变"始末

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率部“兵谏”,逼蒋抗日,这段故事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为配合这次震惊中外的特大行动,东北军５１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还在西北重镇“金城”发动了震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兰州事变”。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与此同时,一封张学良将军亲署的特急密电发到兰州,命令驻甘东北军５１军立即采取行动,配合“西安事变”。共产党员、东北军５１军中校参谋解方译收电报后,立即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启发动员军参谋长刘中干、省府秘书长周从政制定了周…     

富田村的商业经济与庙会

富田村是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一个古村,距镇政府东南约1公里,居天马山、山、东门山、少傅山之中,以富田街为中心,东南与古城王家、锦溪刘家、魁巷家、西北与富田匡家相邻,北面为富水河。整个村子分为两个村委会,富田村委会和匡家村委会。富田村委会在村东、南,由江城、水南巷、     

“西安事变”背后的惊世之举——五十一军“兰州事变”始末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率部“兵谏”,逼蒋抗日,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为配合这次震惊中外的特大行动,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地方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还在西北重镇“金城”发动了震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兰州事变”,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的历史公案。对于这一事件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审判。这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破坏团结抗日、破坏统一战线、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严重罪行。皖南事变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