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会”与晋绥抗战

“救国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20世纪30年代国难渐深时以上海为中心,由爱国民主人士为主发起、组织的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国民党政府却执意“攘外必先安内”,一向敏感于风气转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们慨于时局的危险,以多种活动形式表达他们的担忧,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受中共“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的影响,继《新生周刊》案件之后,邹韬奋等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不顾国民党的压制,于“生活书店”…     

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抗战的1938年初,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了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多次参加有关座谈会,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女共产党员安娥、陈波儿、曹孟君、沈兹九、徐镜平、杜君慧以及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四处奔走,争取支援。在多方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于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推举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当时很多人希望孙夫人宋庆龄来领导保育会,但考虑到推动国共合作和更有利于工作开展,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去见宋美龄,希望她来主持保育会。宋美龄…     

王昆仑与战前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春,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在南京秘密创办“读书会”,为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培养领导力量,并于当年春夏之交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开始,王昆仑积极推动南京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1935年11月王昆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更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台前幕后相继谋划和推动了南京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王昆仑与战前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北大核心CSSCI

1933年春,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在南京秘密创办"读书会",为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培养领导力量,并于当年春夏之交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开始,王昆仑积极推动南京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1935年11月王昆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更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台前幕后相继谋划和推动了南京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前夕的救国会

抗战前夕的救国会李必胜救国会（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１９３６年５月成立于上海,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结束于北京。它曾经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以“七君子”为代表的著名的爱国者和杰出的民主战士。在救国会的历史中...     

粤剧界抗战救亡活动旧闻录

今年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1945～2005）,当年粤剧界人士（含曲艺、编剧等从业人员）的抗日救亡活动,堪称为一场历时持久的爱国义举。爰仅为摭拾旧闻,联掇成篇,聊志鸿爪。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侵犯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为应付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中央于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29日)一方面决议设立军事委员会,以筹划、指挥国防有关事宜;一方面由外交部公开发表《对淞沪事变之宣言》,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逼不已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政府为维护主权完整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当继续严予抵抗”.由于首都南京距已成战场的上海不到200公里,又有长江大动脉及沪宁等铁路、公路相连,如果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势难保全.为免除党政各首脑机关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定迁移政府于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共同签署发布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2月1日,林森及各院部会首长汪精卫、蒋介石、张继、冯玉祥、李烈钧、李济深、朱培德、叶楚伧等相继抵达郑州,次日即离郑州赴洛阳并相继在洛阳办公,留在南京者,仅军政、外交二部而已,其他各部会则各于南京原址设立驻京办事处(财政、交通两部另于上海设驻沪办事处),以便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推动南昌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文物印证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是抗战初期我党在东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为推动南昌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有关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推动当地抗日运动浪潮兴起、高涨的重要历史文物。这些文物的遗存,一方面印证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为东南地区特别是南昌抗日运动所作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可以从中探析出南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特点。     

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它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情况,在建国后的有关史著中涉及甚少。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笔者试图对抗战初期国民     

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

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杨奎松国共关系对于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对此,凡研究抗日战争者均有共识。两党倘能精诚团结,则举国抗日心齐,作战力大;反之难免相互防范、掣肘,影响两党不能不着眼于战后之冲突对抗,无法集力对日,使抗日战果难以达到理想水平。抗战中两党关...     

论抗战初期项英同志的贡献

项英,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从1922年4月入党到1941年3月13日被害牺牲,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了19年。抗战时期,项英作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对于新四军的建立、发展和在大江南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改编游击队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协议,1938年10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将南方     

多元灵活：重庆抗战漫画运动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抗战漫画以灵活的漫画展览的运动形式和多维度表现抗战的题材成为对敌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融入了这场全民族抗战救亡的时代进程,肩负起了伟大时代所赋予的抗日救亡重要命题。     

长沙儿童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183;七”事变后,湖南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长沙的儿童们也纷纷起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敌救亡活动。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船征用问题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为应付不时之需,从人事、法规和物质三个方面为战时征用民船做好了准备。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修订法规,征用了大批民船用于构筑水上封锁线和军公运输,从而保证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府、企业西迁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但由于在征用过程中的准备不足、管理的缺失和制度的不落实,对当时的长江航运业和民众生活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论李宗仁与抗战初期的安徽政局

李宗仁及其新桂系势力,趁全国抗战之机入主安徽。为了巩固地方统治,顺应抗战形势需要,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较开明的政治改革和施政措施。诸如:提倡民主化建设,积极任用抗日进步人士;健全基层政权,反对和惩治官吏腐败;开展民众动员,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等等。为抗战初期安徽敌后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兴起,以及大别山地区的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

1933年春,日军进犯华北,迫近顺义、香河、通县,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洞察形势,即派刚刚从法国回国的杨秀峰赶赴北平,做华北文化知识界上层人士的工作,领导抗日运动,到中国大学任教。     

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近代化影响刍论

1891年的重庆开埠使重庆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抗日战争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方面,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经济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重庆城市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近代化进程。     

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近代化影响刍论

1891年的重庆开埠使重庆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抗日战争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方面,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经济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重庆城市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近代化进程。     

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控化影响刍论

1891年的重庆开埠使重庆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抗日战争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方面,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经济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重庆城市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人民救国会的解散--人民政协成立之初组成单位的重大变化(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计662位,归属46个单位,包括党派单位14个、区域单位9个、军队单位6个、团体单位16个、特别邀请人士单位1个。14个党派单位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其中,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但却具有党派性质的特殊参加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