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俾斯麦对俄外交政策的基础

一对于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前的对俄政策,大多数论者认为,是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后地位衰弱的需求,但对于德国统一后的对俄外交,则颇多歧见。(参见王鹏飞:《俾斯麦是怎样充当俄国外交奴仆的?》,载《世界历史》1982年5期,第26～35页;邱凯淇:《俾斯麦外交再讨论———兼与王鹏飞同志商榷》,载《世界历史》1983年6期,第34～45页)恩格斯曾赞叹马克思预言历史事件结果的惊人才能,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马…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国际机遇的利用与美国向太平洋的领土扩张——“路易斯安那购买”和“阿拉斯加购买”新探

18、19世纪之交英法争夺欧洲霸权和世界殖民霸权的斗争使拿破仑决定将法国的北美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9世纪中期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之手的窘境迫使亚历山大二世向美国兜售俄国的殖民地阿拉斯加。美国在上述英法争霸、克里米亚战争和波兰起义等时期,通过推行对欧洲列强的中立政策和实施灵活的外交策略,抓紧国际机遇,坐收渔翁之利,先后将这两块殖民地收入囊中,实现了将领土扩张到太平洋之滨的愿望。"路易斯安那购买"和"阿拉斯加购买"都是欧洲列强纷争和美国充分利用国际机遇的结果。推行适合本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中立的外交政策和充分利用国际机遇的策略,是美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与“二元外交论”问题

该文前半部分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的特征和代表人物,并表现出批判性和继承性。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论",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演化为一种对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坚持"二元外交论"的结果,一是导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二是把陆奥宗光傍强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为和平外交,甚至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是因为背离了陆奥所创造的"明治遗产"。该文后半部分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三个方面对"二元外交论"进行剖析,对日本史学界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回应。     

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的“满洲”扩张论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主要由日本政府的强权外交和战争行为所推动,而日本文人则通过构建日本对外扩张的"合理性",以此参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日俄战争前日本文人构建日本向"满洲"扩张的种种"合理性",以此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对俄国开战向"满洲"扩张。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鲍·尼·米留科夫的一生及其史学贡献

米留科夫是俄国19-20世纪之交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俄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学识过人,著述丰富,在多个领域为俄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首次完成了对俄国文化史的全面论述,开创了俄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开拓了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重新评价彼得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学派"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     

英国与1915年《海峡协定》

1915海峡协定是英国战时外交的产物。出于对德战争的需要,英国向俄国承诺战后根据俄国的意愿解决海峡问题,但这绝非是英国单方面的让步,也并没有改变英国传统的“帝国防御战略”。英国在做出让步的同时,不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近东地区的利益要求,还为在这一地区获得进一步的补偿保留了充分的余地。《海峡协定》签订后,列强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全面瓜分。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海湾战争与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评析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土耳其奉行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土耳其中东外交服务于其西方战略,长期以中立和不介入为主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土耳其必须重新调整其中东外交政策,海湾战争为土耳其重新实践其外交政策提供了机遇,土耳其在中东开始采取积极、主动的新型外交政策。海湾战争成为土耳其中东外交的分水岭。海湾战争中,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的政策与土耳其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恰好吻合;伊拉克战争则表明土耳其中东外交与其亲西方外交之间的不协调性。     

现代化视角下的俄国革命原因

任何现代化过程都伴随着各种矛盾和问题。1861年改革后俄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政治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形成,但战争和革命终止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俄国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经济社会因素只是革命的前提条件,不同精英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则是其直接原因。     

论1917年底至1918年初真假和平的斗争(下)

1918年1月5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战争目的问题在职工大会上发表了声明。他的这篇演说既是出于内政方面的需要,也是出于外交方面的需要。在国内,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士兵大量伤亡,反战情绪日益增长。1917年11月29日,社会党的机关报《呼唤》写道:“社会主义者——真正的而不是伪装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夺得了政权……列宁及其战友为了他们的同胞和为了全世界苦难大众,正在设法镇压战争牟利者和贪得无厌的地主,正在设法取得和平与面包。我们是不是应当帮助他们呢?”12月,《社会党人》报也写道:“我们社会主义工党向俄国多数派致意并祝他们成功。我们的俄国同志已经着手     

书屋2009年第1期目录

学界新论 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 金雁 伊朗巴列维国王改革失败的教训 雷颐     

美国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冷战开始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热战",就美苏而言,乃是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和对抗在亚洲的延伸和折射。本文试图利用三国外交档案、外交文件,并借鉴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对美国在朝鲜战争的决策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做一分析。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巨文岛事件中的英国外交活动

巨文岛事件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地缘政治观察,该事件是以朝鲜为地理中心的区域政治参与势力在当时的东亚权力格局下进行的一场国际政治博弈;从全球政治观察,是英俄两国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矛盾激化背景下,在东亚地区的区域历史反映。作为事件主角的英帝国,在事件过程中运用“以中国为轴”的外交策略周旋于区域势力的外交压力之中,最后“借力中国”,用巨文岛这枚政治棋子与俄国达成局外妥协,成功地实现了遏制俄国海军进驻朝鲜的东亚战略目标。而中国则审时度势,在险恶的局势中谨慎的开展外交活动,有力地利用了局势施压俄国,实现了维护其在朝鲜半岛宗主权的初衷。     

克里米亚汗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演变

克里米亚汗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双方结盟灭亡金帐汗国,削弱立陶宛公国;双方争夺金帐汗国的遗产;克里米亚汗国乘立窝尼亚战争之机进攻俄国;克里米亚汗国协助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争夺乌克兰;克里米亚汗国协助奥斯曼帝国,在北方大战中进攻俄国;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汗国。     

美国版俄国和苏联史著作介绍

一、概述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对俄国和苏联问题研究是较晚的。概括来说,美国对俄国问题主要是适应外交需要进行一般性研究;十月革命对美国是一个震撼,其中也包括推动美国开始加速对苏联问题研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大量地出版有关俄国和苏联问题的著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比较制度优势是中国抗“疫”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其优势更加明显,这是中国抗"疫"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充分集中力量抗击疫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能保障依法有序抗击疫情,避免社会动乱;坚持民主集中制使国家机关做到联防联控,形成高效快速的执行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制度使中国获得了众多国际社会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