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住友家业的源头与家业继承——日本人的“家”与“家业”理念的历史考察

日本住友家业源于婿养子从生父家带到妻家,此后十七代都以男性单子传承为主轴,其间有过养子、婿养子继承。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住友家的这一继承模式是日本家业传承的典型模式,与中国传统的"诸子均分"以及家产、秘方、绝技"传儿不传女"、"传媳不传婿"的社会风俗,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系统梳理住友家业历代的传承情况,旨在从中探寻日本人的家业理念,以此为研究中日文化的同人提供一个反观中日家族企业文化差异的新视角。同时,对中国家业走出"富不过三代",改变传统的继承观念与习俗也许有新的启迪。     

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及其文化特征

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 ,从平安时代后期律令制的解体到 1 2世纪镰仓幕府武士政权创立后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平安贵族收养血缘亲族为主且以不论辈分为其特征 ;后期则以非血缘的异姓养子为主 ,武士阶层以“养子愿书”、庶民家以“养子证文”来确立养父子关系为其特征。养子制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血缘亲族集团内部结构的变化乃至社会集团性质的质变 ,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伦理观等文化特征。最终日本在前近代就形成了人为的身份制以及与此相应的功利主义和关于“人”本身的契约文化。     

歌舞伎中的季节感研究

歌舞伎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瑰宝,日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传统戏剧,笔者发现传统歌舞伎中处处洋溢着季节的气息。有关歌舞伎中季节感的表现形式,笔者从歌舞伎的剧目题材和舞台布景及服装造型等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就歌舞伎中季节感的由来,即为什么歌舞伎会有如此浓郁的季节感,笔者从歌舞伎的祭典性和歌舞伎人神共飨的特质等两个方面进行了历史考察和深入分析。通过以上考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歌舞伎中散发出的浓郁的季节感,不仅是其区别去其他传统戏剧的一个特征,更是其社会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季节感的发掘和再现可作为歌舞伎振兴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季节感与歌舞伎、气象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歌舞伎、为传统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游女与歌舞伎的关系考察

歌舞伎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之一,有着400多年的演剧历史,2005年歌舞伎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定为人类口头和无形文化遗产,再次盛装走入人们的视线。国内对歌舞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歌舞伎的艺术魅力以及与中国传统戏剧的比较上,而对游女与歌舞伎之间的关联涉及甚少。本文以日本的史料为主要依据,以歌舞伎的艺术特性之一的卑俗性为引线,从历史溯源、直接载体和间接载体三个方面,对游女与歌舞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揭开了游女与歌舞伎之间的神秘面纱。     

明代韩王世系辅国将军徵銴墓志铭考

《乐平府辅国将军圹志》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记录了大量家族信息。其出土为韩王世系的传承研究补充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印证了明代史料记载的封爵制度,侧面证明了韩王家族在平凉的显赫势力,并提供了韩王家族成员墓地的重要线索。文章以志文记载为依据,结合明代史料,从志主的身世、家族、姻亲、墓地四个方面综合考证分析该墓志铭。     

宋代宦官养子及荫补制度

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有产物 ,虽然他们自身失去了生育能力 ,但传统等因素又很难容忍其无后代 ,因而宦官养子亦势所必然。为了保障宦官队伍后继有人 ,宋朝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既要限制其人数过分增加 ,又要保障宦官集团的既得利益。其中允许宦官荫补子孙便是其重要特权之一。应该说 ,宋代宦官荫补的法律条文相当严密而烦琐 ,除特殊情况外 ,多按章办理 ,这也是宋代无汉、唐、明等王朝出现的宦官之祸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收养制度研究

收养制度 ,为中国古代社会亲属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 ,在此基础上 ,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构成拟制亲属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 ,由于收养制度主要是基于家本位、族本位和父系本位而产生 ,故其目的、范围与基本原则等都与现代收养制度迥异。本文结合元代收养制度的法律规定 ,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收养关系及其特点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 ,并探讨了当时与收养关系有关的一些社会问题。     

歌舞伎是日本古典戏剧的一颗明珠

由李颖撰著的《日本歌舞伎艺术》一书,曾举行过中日两国戏剧家数十人参加的首发式及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赞赏这一新的日本古典戏剧研究成果和这一新的中日戏剧交流盛事。为此,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日本学研究会会长刘德有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首先赞扬歌...     

试谈《诗·小宛》主旨及上博简《诗论》第八号简的释读——附论周代的“为人後”问题

《诗·小宛》表现了当时养子的缠绵情绪 ,其诗旨并不如诗序和毛传所言的“刺王”。上博简《诗论》第 8号简对于《小宛》的评析是精当的。养子起源于由氏族时代向编户齐民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 ,它与周代的“为人者”有一定关系 ,但又不相同 ,周代社会上的“为人者”的出现 ,主要是由于宗法传统的需要 ,与后世家庭收养“养子”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     

中日软实力比较

软实力对中日两国和中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追求大国崛起的中国而言,软实力的战略价值尤为明显。本文从文化、发展模式、政治价值观、国际制度等四个方面对中日两国的软实力进行比较后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虽成绩斐然,但当前整体水平仍弱于日本,中国软实力建设任重而道远。未来中国提升软实力可以从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国内治理、提高文化现代化和产业化水平、深度参与国际制度、增强对外传播能力等方面加以着力。     

先秦两汉帝陵墓向问题初探

先秦两汉帝王陵墓等高等级大型墓葬的方向问题,是墓葬制度传承变迁的一个方面。本文在探讨该类墓向变化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大型墓葬的方向来源,主要存在着"家族传承"和"例随前朝"两种模式。中国早期夏、商、周时期的大型墓葬的墓向一致性,呈现着综合性的特点,即不仅有族群同源而出内在的"家族传承"因素,也存在礼仪制度前后承袭外在的"例随前朝"表现。     

从日本电视剧看中日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越来越密切。我国与日本之间已经有2000余年的交流历史,在文化方面两国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一国的电视剧可以反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所以,从日本电视剧可以很好的理解日本的文化。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可以清楚的了解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为加深中日两国的交流和理解有一些帮助。本文笔者主要对日剧中日本人是如何表达自身的情感、体现的价值观念、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等方面比较中日文化的差异。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家族主义经营——对日本战前企业雇佣制度的考察

20世纪上半叶,日本企业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和强化企业内部秩序,纷纷推行以构建家族主义式的劳资关系、劳资沟通协调制度、企业内部培训制度、企业内福利制度、年功主义工资制等为基本内容的家族主义经营模式。这一新型雇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劳资关系,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论中日近代化中的“异”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大致在相同时间和相似背景的情况下发生的,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日本成为近代化的楷模,中国却在近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维艰。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除了两国面对的外部压力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的决心和对西方先进文化吸收的不同。同时通过对两国的比较分析得出知识结构的变革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终极源泉,以期能对当今现代化建设有借鉴意义。     

日本的“地域史料保存活用连络协议会”

1999年1月,笔者应邀赴日本广岛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讲学、学术交流活动。本次学术交流的主题是“中日地方史志的比较研究”。同样的课题,在著名方志学家来新夏先生主持下,已经出版《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一书,收录了中、日两国学者撰写的14篇高质量论文。笔者在接触了大量中日地方史     

日本对华友好团体的历史与现在

中日关系的基础在两国民间的友好,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交流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中日民间团体在民间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在贸易、体育、教育、艺术、学术、文化等领域对国家外交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聚焦于致力于中日友好、中日交流、对华援助等领域的日本民间团体,在对...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料补遗--兼谈日本亚细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笔者在日本亚细亚大学任教期间,通过资料查询和走访调查,发现了被我国中日关系史及留学日本史研究界忽视了的有关日本战后首批正式招收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史料证明,战后第一批留学日本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这既是中日两国在战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也为战后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试论黄遵宪的比较民俗文化研究——兼论黄氏对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黄遵宪创建中国近代民俗学体系的贡献予以了肯定,并逐步开展了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黄遵宪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与特征是比较研究法。他在创建民俗学理论中,往往将中日两国作为比较的基准,从中抽绎出特征、规律及结论。而这种比较研究在他对日本民俗及社会风尚的研究中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典型。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敬祈方家指正。     

“一百个最具影响力的家族”

悠久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重要的支撑元素就是“家”,从家族而家国,所谓“家国一体”、“家国同构”、“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些著名的权力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掌控力,有时甚至超越或取代了政府职能部门。无数家族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影响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甚至某一时段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