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与傅斯年

周炳琳（1892—1963）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五四运动健将、爱国民主人士。在争取民主的历程中,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也因民主取向的不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归宿。然而,泛黄的历史卷宗中,仍依稀留有二人携手前行的足迹,从中,     

傅斯年与新史学派

傅斯年是我国近现代时期涌现出来的史学大师之一,对我国史学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多名师大家均认为其史学思想受乾嘉学派、兰克史学等影响,却很少论及其与新史学派的关系。本文试从中外新史学派的兴起、新史学派对傅斯年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傅斯年与新史学派的关系。     

“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综述

正值傅斯年先生去世60周年之际,为了缅怀傅斯年的学术志业,推动和深化傅斯年研究,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和台湾大学共同主办了“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以此来纪念傅斯年先生。大会于201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美丽的江北水城——聊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和聊城大学等单位,以及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等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共向大会提交论文30多篇。与会学者围绕傅斯年学术思想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以此来告慰这位杰出的学人。     

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傅斯年是躬与其事并发挥青年领袖作用的精英分子。尤应注意的是 ,他在运动高潮刚刚过后 ,于1 91 9年 8月 2 6日写给袁同礼的一封信中 ,对五四运动作了深刻反思。其中提出 ,中国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 ;但必须注意“厚蓄实力 ,不轻发泄” ,以免“结个不熟的果子 ,登时落了”。他强调 ,改造中国 ,先要改造中国的社会 ,要改造社会 ,还要从改造自己做起。而与社会的结合 ,是改造社会的好元素。傅氏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的一系列带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值得深入探讨。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性情中人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胡适之先生在《〈傅孟真先生集〉序》里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义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     

傅斯年的风骨

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有着＂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圣人＂之美誉,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不仅博学多才,而且不畏权贵,堪称有风骨、有血性的知识分子的典范。1937年,傅斯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任职期间,傅斯年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     

傅斯年离别大陆前后

一、傅氏欲“跳这一个火坑”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国民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竞成谶语。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却是《史学方法导论》。该讲义可能并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几讲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写的系统文本作为依据,有助于理解其近乎口号的观念,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把握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可以寻其本意,扩张积极效应。     

傅斯年“水浒英雄”

民国教授群里,有意思的人物很多,几乎成了一种现象,姑且谓之民国风流。其人数众多,特立独行,与魏晋风流可以一比。傅斯年又算是其中翘楚,但他与其他名士不太相同的是,其他名士多在玩自己的名士风度,可称为“个性秀”,而傅斯年玩的,很大程度上可说是“政治经”。     

“一团矛盾”傅斯年

1948年8月,国民政府摇摇欲坠,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白利罕医院治疗慢性高血压的傅斯年,不会不知道自己服膺的政府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不顾亲友们提醒他不要回国的劝告,耿直的傅斯年还是决定回来与蒋氏的“旧朝”共存亡。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4年8月在山东聊城召开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等层面,展示了近一时期傅斯年研究的最新成果     

办事高明的傅斯年

傅斯年可谓不徇私(对陈寅恪),不畏权(对孔祥熙)的楷模。这样的"功狗",值得我们的公仆好好学习!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傅斯年“保护”胡适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病逝。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底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抗战前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胡适第二天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发了一电：“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的逝世,中国失去了她最有天禀的爱国者,对于我,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批评者和保护者。”接着又给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写了封信,信中说：“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     

从相知到相离：傅斯年与岑仲勉关系考论

傅斯年与岑仲勉是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中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两人之关系经历了从相知到相离的过程。岑仲勉早年侧重中外史地研究,志在与国外汉学家交流与竞胜,这种“预流”的学问暗合了傅斯年与域外汉学角逐的理念,于是也成为他进入史语所的入场券。岑仲勉与傅斯年的分道扬镳,表面看来缘于岑氏在史语所中“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超出了工作范围,实则折射出以傅、岑为代表的现代史家对于采取何种路径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和推动史学专业化的认知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