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蜀汉政权与益州土著士族的关系,与其稳定有密切联系。吸取刘焉、刘璋时期的教训,自刘备入蜀、诸葛亮治蜀到蒋、费执政,蜀汉政权既注意控制其势力的过度膨胀,又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利益,故益州士族对其较为拥护和支持;蜀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动荡,影响到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故其对蜀汉政权的覆亡漠然置之。     

唐代山东四姓政风研究述评

政风即为政治作风。山东士族发起于两汉之间,鼎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衰落下去,能在数百年间屹立不倒其政风必有可取之处。目前学术界关于唐代山东士族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相对于此,有关山东士族政风方面的研究则尤显薄弱。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出版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一书于 2 0 0 0年 1 0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 2万字 ,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多年来 ,作者潜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特别是对六朝士人的研究 ,颇有心得。全书共分十个部分 ,为 :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 ,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 ,五胡政权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的关系 ,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 ,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 ,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 …     

刘宋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刘宋政权的兴亡

一、刘宋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治局面 南朝第一代刘宋政权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寒门士族打破两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权垄断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寒门士族与高门士族相互妥协、相互结合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刘宋政权建立伊始,其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较之东晋时期就更为复杂,因而也就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东晋政权为高门士族所左右,从过江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直到桓玄代晋称帝,强臣慑主,王权积弱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司马氏政权积弱而亡的过程是刘裕亲历亲见的,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再     

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

南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 ,其转化过程说明作为士族政治产物、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于官僚政治的变化 ,“流外”的性质发生了变迁。“流外”摆脱了中正品之影响 ,其区分高级文官与低级吏员的潜在功能得到强化 ,“流外”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与南北朝相比 ,唐行政机构内流内、流外之分 ,是以各个职位的职责为根本而确定的。这些为“流外”这个旧形式赋予了新内容 ,是南北朝士族政治向隋唐官僚政治回归中的制度变迁。     

浅析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的原因——从武则天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谈

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简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渤海忽汗州都督府朝贡唐王朝述论

唐代在东北边疆渤海政权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在东北各羁縻府州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其以朝贡为纽带与唐王朝保持着稳定的隶属关系。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政权对唐王朝的频繁朝贡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目的。其朝贡关系体现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之间的一种“君臣”与“宗藩”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形成。     

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重建及其理论意义

<正>一、士族社会史研究的"边缘化"在士族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士族政治"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课题。时至今日,虽然士族研究出现了诸如谱系书写、家族网络等新的研究路径,但依然是在政治史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更新。士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是中古特定文本叙述下的产物,不仅由士族本身参与政治的历史特性决定,同时,士族与政治的互动研究亦可实现学者探寻中古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定诉求。诸如古代史的     

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

正一西晋末期,匈奴刘渊率五部之众举兵反晋,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大批衣冠士族南下,依江、淮之险,在南京重新建立汉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士族入南,其文化史之意义不待多言,在方言上却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侨居外来语与本土方言并行,并成为优势语言,即便吴中大姓亦以操北语为荣。但可想而知,北方士族虽代代传习北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吴语的影响,而吴语面对外来语言的     

豪强士族与东吴政权关系探析

东汉末年,皇权衰微,群雄并起,赤壁之战以后,基本上奠定了三国分立的局面。曹操由此退回北方,刘备开始经略西南,而东吴政权据以长江天堑,征服南越和南方地区。魏、蜀、吴三国之中,以东吴存在时间最长。在其立国的51年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豪强士族和东吴政权关系的不断变化,这一变化对东吴政权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陶侃：东晋中兴名将和他的“折翼之梦”

正西晋中后期,藩王间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史称"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汾河流域建立政权,并不断向南侵袭。在内忧外患的重重打击下,西晋国力迅速衰落,最终于永嘉之乱中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在高门士族的支持下,南渡建立了新政权,史称东晋。东晋建立初期,统治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不断侵袭;另一方面,政权内部的士族与司马氏皇权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置观立碑与政治表达

武周革命前后,地方社会通过置观立碑等活动对中央政权变动作出反应并表达政治诉求。各地相继建立一批为唐高宗追福的道观,其中有几组同名道观尤其值得关注。它们是政策指导下建立的官方道观,体现了高宗的弘道遗志和武则天对权力来源的宣示。以太上老君石像碑、白鹤观碑等为代表的石刻,既是唐前期以地方官为主导的地方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的具象体现,也是武周统治时期中央利用道教活动在地方社会施加政治影响的物质载体。与中央政策或皇帝本人联系紧密的这批官方道观,始终在地方社会拥有较高的影响力。道观中的立碑和后续多次题刻活动,展现了唐前期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借助道教活动进行政治表达的方式。不同时段的数次题刻汇集一石,揭示了李武政权之间的权力传承和政治认同。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

河东柳氏是南朝渡江甚晚 ,但却最终跻身一流士族的地方豪族。柳元景凭借显赫战功进入刘宋中央政权是这一家族发迹的基础 ,柳世隆在南齐实现由武入文的转化是其进入高级士族行列的必备条件 ,而柳世隆子侄辈在萧梁的婚宦则是其与王谢等高门甲族并驾齐驱的具体体现。与南朝一般士族不同的是 ,河东柳氏在完成这一转化后 ,依然保持了勇武善战的特长 ,并将这种特长与南朝高门士族独有的高贵文化素质融为一体。这一典型特征使其既不同于因擅长武功受到高门士族压抑排挤的地方豪族 ,也不同于因连续遭受战乱摧折而趋向灭亡的甲族高门 ,因此 ,河东柳氏是南朝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士族类型。这可能是其在南朝灭亡后 ,依然能够发展成为关中首望的重要原因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宋金蒙之际山东杨、李系红袄军领导人及其分化考论

宋金蒙之际,杨系(杨安国、杨妙真)和李系(李全)山东红袄军的各级领导人数以千计,但今天有姓名可查且有事迹可考者约有60人。学术界以前对其中的高级领导人李全、李璮、杨妙真和王文统等人多少有所研究,对其余领导人比较忽略。本文力图对这一群体进行考索钩沉,分析他们对南宋、金朝和蒙古政权的向背态度,认为这些领导人出身不同,成分复杂;最高领导人身边都有参谋团队,其决策非一人所为;他们对宋、金、蒙古政权的态度确实多变,但变中有不变;钱粮、武力、尊敬是决定其政治选择的三大要素,而在当时,武力是第一位的。     

野田政权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

日美同盟关系对日本政治与外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野田政权以重塑日美关系为支撑,改善同大国和周边国家关系,调整民主党的战略,谋求日本政治稳定的动向尤其显著。在政权面临再交替挑战的微妙时期,日美关系的调试承载着美日多方面的诉求。野田政权与奥巴马政权以四大课题为核心,对日美关系进行战略性安排、策略性地修复,其实质在于解决或跨越难题达成双赢,稳定和强化政治支持谋求长期政权。     

简论唐初江南士族婚姻观念的转变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族盛行门第婚,但在山东等士族门第婚盛行的唐代初期社会中却淡化了传统婚姻观念,走上务实进取的风格。这应该是在政坛上渐渐活跃的江南士族的适应性努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