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

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赵占伟所谓“西原借款”,系指日本寺内内阁时期由西原龟三经手借给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大批款项,它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一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先后卷入欧洲战场,日本认为...     

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北伐”期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一面

1927年中国"北伐"之际,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面对中国巨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策略维护并扩大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是田中内阁最主要的外交任务。为此,田中一方面通过非正式外交的手段诱逼张作霖签订"满蒙五路协议""东三省治安维持协议""中日经济合作协议",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利益;一方面游说美国财团购买"满铁"社债,实现对美协调外交,形成与美国在"满蒙"利益捆绑的局面以应对"北伐"。虽然最终两条策略都失败了,但研究其推行的过程,可以帮助了解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对"满蒙"政策的一个面相。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大转变国际原因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的大转变。促使这种大转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其中国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归纳与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的首相原敬极力强调:“国际协调”;改革对华外交,实行“不干涉政策”。当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时,原敬内阁、高桥是清内阁先后声明:“不干涉中国内争”,不准日本军人介入     

侵华日军中之帅权、将权问题——以香月清司与寺内寿一的“大纠葛”为切入点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日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与"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发生系列"大纠葛"。香月清司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担任驻屯军司令官,策划侵占平津地区。他企图以此"贡献"出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统帅日军夺取全华北,但因日本军部以陆军中三大将之一的寺内寿一出任而未果。寺内寿一上任后,香月清司与他在如何侵占河北、如何夺取山西、如何进行徐州会战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香月清司企图沿着平汉线猛追猛打一直至黄河沿线,反对对山西作战。在对华北作战时,寺内寿一下令先侵占山西,规定香月清司的作战界线和作战任务;在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东的连接时,下令香月清司配合第2军作战。在这各自如何进行侵华战争的考虑下,香月清司指责寺内寿一不断以"直辖"名义划走第1军战斗序列上的部队,致使其消灭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这一系列"大纠葛",本质是如何夺取全华北的不同战略考虑,反映了侵华日军中将权与帅权的冲突。香月清司作为典型的法西斯悍将,并不服从寺内寿一的统帅。     

了犹未了:法政纠结下“罗文干案”的庭审结局

罗文干案是牵动北洋政治全局且与外交瓜葛密切的大案。案件固然有被告涉嫌触犯刑律作为实体,但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也未可忽略。直系内部"保派"谋求推倒"洛派"内阁的政争是此案发生的政治背景;被告得以躲过法律制裁,与"六一三"政变后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直系内部矛盾缓和,外交上又不得不起用作为连带被告的顾维钧等外交系领袖有关;列强借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对中国施压,也是司法处置朝着有利于被告方向变化的因素。不过被告的无罪宣判并不意味着案件了结,奥款合同善后问题谈判在直系统治崩盘后得以继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奥款展期合同造成的200余万镑损失,反证当初检厅控告罗案被告渎职损害国家利益等罪,并非子虚。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论币原外交的实质—实利主义

自1924年护宪三派组阁至1932年,币原喜重郎曾四次出任加藤、若槻,滨口和犬养内阁外相。在第49届国会外交施政演说及质询答辩中,他屡屡提出协调和不干涉主义。由此,许多日本学者用“协调外交”或“经济外交”概括其外交施政及实绩。本文拟对这种提法略抒己见。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内阁相否?——明人内阁话语解析

"内阁相否"是明代一个突出的政治话题。与明亡后的制度检讨不同,明代以外朝官员为主体的持论者,把心目中认为理想的内阁,与以往朝代的丞相制度相比照,得出"内阁非相"或"内阁为相"的结论,作为一种"他者"话语,这带有更多改变现状的意图。其中的矛盾性源于内阁权力与职责相割裂的制度特征。这一制度特征与持续百年的他者话语一起,深刻影响了明代内阁的政治演进和阁臣对于"内阁相否"的自我认知。     

王宠惠何以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着手内阁的选任,其提名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而让外交资历很深的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颇受舆论争议,但孙执意让王出任外交总长,并在组织、舆论、心理上给予支持,最终得以如愿。究其原因,除王具备担任外长一职的素养外,还在于外交总长的选任实质是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一个缩影,暗含着孙中山要将重要的外交权揽于自己掌控的意图。     

清内阁与军机处

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佚札考释

<正>一、佚札的发现梁启超的翰札,自《梁启超全集》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出版以后,续有新资料面世,1迄今尚未有完整的汇辑本。就目前已刊布梁启超书信的情况来看,大多属民国时期所作,而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翰札往来,却鲜有新材料的发见。笔者在从事日本"大隈文书"档案编目方法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其中有编号"イ14 B0351"的装裱函札一轴,共裱书信六通,其中有四通为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避难日本时致大隈重信之函,前两通尚存有信封。诸札为《梁     

简论法国绥靖政策出台的缘由

法、德两国是世仇,法国为确保自己在一战后所确立的优势地位,执行对德强硬政策。随着时势的发展,法国陷于自身的困境：财政困难,经济低迷;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英国外交的掣制以及国内和平主义思想盛行。法国最终选择一条谋求同德和解、妥协的外交路线,尾随英国执行绥靖政策。其结果是害人又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四)

56.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26日[5月9日]于北京4月24日[5月7日]电悉。今天我向外交总长说明了电中所述意见。他答应将上述意见报告内阁及总统。     

释“北洋”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内涵数变。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成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