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道的发展及形成

正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均有三根支柱:儒佛道。不同的是,中国的道是道教,日本的道是神道。神道也称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对日本文化有深刻影响。被称为"中国知日第一人"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表面上,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而骨子里日本人普遍信仰的是神道。"但是,神道也是在与外来思想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康有为思想中的佛学情结

中国近代思想家大多从佛学那里吸收养料来充实自己的人生和思想,康有为也不例外。康有为自从接触佛学思想后,便开始了佛化人生的历程。他不但在个人生活上富有佛学情趣,更以佛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普度众生的精神来从事维新运动,并建构出了一个儒佛融合的用以指导维新运动的"大同"思想体系。变法失败后,则又重拾佛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柱。     

明末浙江大儒朱舜水流寓日本后的主动在地化——以朱氏所赠三尊孔子铜像为主线

本文所说的"主动在地化"是指朱舜水为适应日本社会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在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孔子像有无数种,面貌不同、形象有异,实属正常,传到周边区域后,出现"在地化"现象也很自然.而塑像、画像的不同,既与不同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制作工匠、画匠的技术水准相关,传到周边国家后,经过各国的自主选择或"在地化"过程,又使形象各异的孔子圣像被并存分祀于各地.这种文化现象,在孔子形象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某种外来文化是否能适应输入地的水土条件乃是其能否成功传播并开花结果的关键因素.这一现象在朱舜水所赠日本人的三尊孔子像上表现得相当明显.     

少林寺三教九流碑说

少林寺院内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刻,充分肯定"三教"、"九流"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所有遗留碑刻甚至文献记载中可谓首屈一指,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它也是反映明朝宗室朱载堉人文思想的珍贵资料,与其他崇佛抑儒、崇儒反佛论者相比,其思想性高于艺术性.碑刻图赞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反思和认识,具有很高的意趣和深邃内涵.     

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明征君”称号——兼涉“甲午战争”前后的“复明”舆论

明代遗臣朱舜水,在明清鼎革前后曾有过十二次"拜官不就"却又不舍"明征君"称号的经历。该经历,与他至死不懈的"复明"职志和一向追求名实相符的为人标准,发生了悖论。本文认为,这缘于他对晚明政治的无法苟同和对清人文化的断难认同,也来自其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凶险。唯此,这既给他造成过苦难,也为他带来过幸运。然而,虽说朱氏对明清的双向排拒并不是为了迎合日方的"中朝事实"梦想和"华夷变态"主张,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上述倾向的舆论放大和政治利用,却使"明征君"的称号从此不再单纯。     

中日画纹带佛兽镜探秘 中日画纹带佛兽镜的同模镜考(一)

现在存世的画纹带佛兽镜,主要出土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其名称源自画纹带神兽镜,是日本考古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因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出土发现报道,画纹带佛兽镜极少进入中国考古学术界的视野(图1)。把画纹带佛兽镜引入中国学术文博界的是王仲殊,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这些画纹带佛兽镜,就其整个形制和纹饰而言,和画纹带神兽镜是十分相似的,所以,所谓的画纹带佛兽镜是画纹带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朱舜水学术思想二论

朱舜水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提倡实功实用之学,反对宋儒以来高谈性命、脱离实际的学风。朱舜水对程朱相当尊重,但并非一味崇拜,对其不合己意之处能直言不讳地加以批评;对陆九渊、王阳明皆有肯定,但对陆、王的认识论有不赞同处,反对其学术作风及与佛教划不清界线。在朱舜水的心目中,陆王地位远不如程朱。不能简单地说朱舜水在日本传良知之学。     

“瑞雪兆丰年”与中国农耕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问题

古代大陆移民给日本列岛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业思想文化,对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日本本土氏族对冬季降雪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认识淡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瑞雪兆丰年"这一农谚并未能在日本产生相应的影响。日本本土氏族接受了大陆文学中关于"雪"的意象,但是却没有吸收相关的农耕思想文化成分。大陆移民影响力的局限性、本土氏族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选择性吸收方式以及古代日本人固有的农耕节气观念,是导致这一结果的3个主要原因。     

南泉普愿与中国禅宗的转型

作为马祖道一门下三大士之一的南泉普愿是洪州宗的重要人物,他在继承与弘扬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思想上不遗余力,贡献最大.他提出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向异类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拟向即乖"等思想具有从祖师禅向分灯禅过渡的特点,从佛性论、修养论等方面拉开了中国禅宗由前期向后期转型的序幕.     

邀聘鉴真东渡的历史背景

鉴真的坐象,不久即将回国“探亲”,这将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史上的一件盛事。 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远在上古时代就开始了;就以中国史籍中有正式文字记载的而论,也远在二千年以前。这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哺育着日本,日本文化又反过来帮助了中国;其间有不少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代的鉴真和尚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以耄龄应邀,历尽艰辛,甚至在双目失明以后,还不变其素衷,先后经十二年之久,终于达到其目的。鉴真一行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贡献,所起的作用是至深且钜的;而且其范围绝不局限于佛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角看鉴真东渡

鉴真是唐朝著名的佛教高僧和思想家,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可视为唐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西行东渐"的双璧。鉴真游学、东渡于盛唐武则天至唐玄宗期间,其时亦属儒佛道三教文化的长足发展期。在武则天崇佛抑道轻儒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重佛轻道的中宗和崇道兼佛的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玄宗崇道抑佛升儒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盛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冲突与融合实为鉴真东渡的思想因缘之一。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正>2015年5月29—31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年会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日本研究中心承办。参会代表共九十余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42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各博物馆等     

日本“江户三学”中的中国认识辨析

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三大学问体系都对"中华崇拜"意识提出了质疑。由于诸学派的学问目标各异,各自的中国认识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儒学在崇尚先秦孔孟思想的同时对中国宋学进行了批判和扬弃,表现为厚古薄今的修正主义;国学为宣扬日本中心主义和神国史观而"逢华必反",表现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兰学以对日本社会的实用价值为标尺,对中国思想文化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评判,表现为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各种中国认识也有交叉重叠之处,以至于衍生出兼通三学而提出侵吞中国的计划和理论。上述中国认识都以不同的话语形式延续到近代日本,影响着近代日本人的对华认识。     

津田左右吉的论著及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民国时期为中心

津田左右吉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其关于日本史和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著作及相关思想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作人、王国维等人的思想和学术生涯中的某一个时期都与其论著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同时,一些同时代中国学者也尖锐地批判津田左右吉的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论著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以先存"蔑我文明"之己见"解释事实"、甚至"翻果为因"的致命缺陷。民国学者对津田左右吉论著及学术思想的探讨,体现了中日学术思想交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板桥艺术的佛道色彩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燮自幼聪慧好学、刚直任性,师傅种园先生性格狂放、豪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个性形成。渐经世事,残酷的现实使他在佛道世界里寻求心灵乐土。强烈的情感在"书、画、诗、词、文"的创作中抒发,浸润着儒、道、佛多种思想,形成了板桥艺术的独特风貌。本文以板桥的交友、创作、思想为研究根据,分析板桥艺术尤其板桥词的佛道色彩。     

东来学佛僧和西去求法僧--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种图景

大唐玄奘印度求佛学法,引得长安佛光一片,佛教一时成为中国最吸引朝鲜半岛和日本岛的先进文化的典范。于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岛上的求佛学法之人,纷纷跨海进入中国学习。更有胆识过人之士,学习玄奘西行印度求取真经的样子,毅然从中国出发,西航印度,在海上连缀出一条朝鲜至中国、日本至中国、中国至印度的学佛求法的海上航路。这类学佛求法的航路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

德国汉学的重要奠基者福兰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坚决反对中国"无历史"和"永恒静止"等观点,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思想、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和未来走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他对中国国家思想的普世主义性质的分析、对中国人类思想的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的论述等,虽然具有浓重的西方理论色彩和较大的片面性,但也能启发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深入的思考。     

户坂润的文化革命和思想科学

户坂润生于1900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崩溃的前夕,1945年8月9日突然死于长野监獄。在短短的一生中,他结合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成果和日本社会实际,创造性地研究了乌克思主义哲学,在广泛的范围內,特別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內,展开了对日本旧制度、旧文化和旧风俗等的评论和批判,进行了文化革命。他提倡“思想科学”,即把唯物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和思想文化统一起来,是其进行文化革命的保证。他的论著,象短剑长矛一样向着日本法西斯和帝制军事独裁制度猛烈展开进攻。因而他三次被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