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霍乱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抗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人

正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上台,由于希特勒疯狂"反犹",造成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据统计,当时前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人数高达3万。这个数字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的犹太难民总数还多。为什么欧洲犹太难民要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呢?犹太人和中国人民又有着怎样的交往以及共同的记忆呢?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难民,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因素,是导致难民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因战争而形成的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每日都有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涌入。国民党政府因此不仅对难民救济机构进行了必要调整,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难民转移方案。在其难民转移方案中,贵州因其在祖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国民政府所器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亦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采取因应举措,积极从事难民救济活动,以缓解因难民增多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期间,作为贵州官方赈务机构————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试做粗浅分析。     

南京大屠杀中栖霞、江宁、句容农民的苦难和德、丹友人的国际救援活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 ,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为维护正义和人道 ,展开大规模的救援工作。其中有德国禅臣洋行的京特博士和丹麦斯密斯公司的辛德贝格先生。他们在南京江南水泥厂组织了难民收容所 ,收容难民 4 - 5万人。这些难民屡次向他们呈文 ,诉说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这些呈文的德文译文 ,保存在德国档案馆和拉贝日记中 ,从而使我们今日得以了解当时栖霞、江宁、句容农民身受日军杀烧淫掠的苦难     

清代琉球漂风难民物品处置考

<正>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海交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而作为中外交往的特殊现象——漂风难民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受到了中外史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均发表了不少中琉漂风难民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台湾学者刘序枫,他主要致力于研究环中国海域的漂风难民问题,以此来剖析当时的国际关系,其《清末东亚变局与琉中日关系——以漂流民的遣返问题为中心》一文通过难民救助这一视角,对晚晴时     

国际难民机制与战后初期全球难民治理——以“国际难民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的爆发造成全球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积极探索。国际难民组织作为联合国处理难民问题的专门机构应运而生,通过与各国政府、社团组织开展合作与互动,共同致力于战后国际难民问题的解决。该组织重点从难民的照护、失踪人员追踪、法律和政治保护等领域出发,参与到国际难民保护实践当中。同时,该组织通过遣返、重新安置以及本地安置等方式积极推动难民安置目标的达成。作为联合国对于战后难民问题的制度化回应,国际难民组织的实践本身体现了持不同立场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也逐渐显现出各国的合作意愿与冷战现实之间的矛盾。随着冷战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开启,国际难民问题日趋复杂且出现新变化,联合国难民署的成立标志着全球难民治理进入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张丽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但又研究甚少的问题。本文拟对当时难民的数量及其构成、难民入港后的境遇、香港方面对难民的态度以及难民潮对香港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的分析。一难民入港的基本情况七七事变后...     

抗战时期的武汉难民潮与文化运动

正抗战初期,即1937~1938年间,由于日寇的疯狂屠杀,造成了中国规模巨大的难民潮。当时的国民政府保守统计,至少有6000万人在逃亡,难民人数比重最大的省份是内陆的河南、山西、湖北、湖南等省。美国人白修德与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8年漫长的数月里,中国军队向内陆前进的步伐被迫放慢,因为前进的道路被逃亡的难民给堵塞了。中国的这次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移运动之     

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片领土迅速沦陷。日寇在侵略过程中制造了大规模的血腥暴行,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难民人口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5％以上”。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难民总数的33．7％强”,其中处于孤苦无依状态急需社会救济的难童应在百万以上。在日军烧杀抢掠的威胁下,这些难童身心备受摧残,贫病交加,无依无靠,在死亡线上挣扎,有的甚至被日寇运往日本进行奴化教育。     

中国劳动协会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有关函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中国大地民生凋敝。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国民政府的难民救助工作由混乱逐渐清晰,由单纯的难民收容逐渐转向集难民安置、难民教育与实业抗战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本组史料即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等人为安置难民、倡导生产、筹办难民技工训练班的有关文书。     

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

八年抗战时期,千百万中国人为了免受日寇铁蹄的践踏,携带妻儿逃离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地域,沦为难民。其人数之众,规模之大,可谓史无前例。它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且直至今天,它仍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近年来,史学界对抗战史的研究,已在广阔的领域中展开,但对难民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就抗战时期难民群体的构成与特点,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历程

法国、英国、荷兰同为欧洲最早有中国移民的国家。法国在1911年的人口总调查中得知,当时有中国男性246人,女性37人。法国华人在东南亚难民未抵达前为数仍然不多,约在1.5万—2万人之间。1975年后,大批难民的移入使华人人数增加10倍,约在15万—20万人之间。早期华人抵法也不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件,然而法国有关华人的研究却比其他许多国家逊色,应做的工作仍很多。本文由于篇幅所     

由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彷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谋求中华民族之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努力中隐伏着焦虑,交织着彷徨。此种复杂心境,在近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明显。梁启超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于"中国之将强与未强"这一问题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探索当中。本文将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思想流变的考察,以斑窥豹,从而映射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焦虑与彷徨。     

她用日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

在电影《拉贝日记》中有她的影子;在哈金的小说《南京安魂曲》中有对她的描写;在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中,有她正义的呐喊;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风月女子们危难时刻挺身救士兵的感人故事,真正幕后导演是她;她用滴血的笔记录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把金陵女大改成难民收容所,挽救了上万条中国人的性命。在那血雨腥风的时刻,她是当时全南京城难民心中的"观音菩萨"、"神的使者"。在     

民族苦难的历史再现和反思——评抗战史研究新著《苦难的人流》

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又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自然对有关中国抗战的著作极为关注。在最近读过的新书中,孙艳魁著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谓难民,就是指那些由于战争、灾害等个体无法抗拒的原因,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有战争就会有难民,这是几千年来一直在无情地重复着的苦难事实,抗日战争自然也不例外。这是本来应该得到人们高度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难民的产生?难民们是如何流浪的,流浪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是否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作为人     

木山捷平的《长春五马路》

《长春五马路》是木山捷平一生中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即作者本人1945年8月-1946年8月在长春度过的难民生活,主观上描写了思乡之情,客观上真实地再现了长春当时的混乱与动荡,以及中国人的大度与友好,是长春人应该了解的一部小说。     

越南驱赶华侨实录

据我国民政部原部长李学举主编的《民政30年》一书介绍,目前在中国生活的印支难民达30万。这些难民以越南驱逐的为主,从1977年越南当局开始驱逐难民,受其影响也有从柬埔寨和老挝输入中国的难民。越南当局仅从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的河口、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兴及凭祥口岸拥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6．5万多人,到1980年初,共有28万多人。     

唐代梨园研究

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当中,唐代音乐无疑是占据了重要地位。梨园、太常寺、教坊合称为当时大唐的三大音乐机构,可见当时的梨园在唐代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是针对唐代梨园的产生、沿革和管理职能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从而从总体上梳理梨园这一重要音乐机构的相关脉络,突显唐代梨园在音乐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剖析唐代梨园的历史演变和重要历史影响。     

“熊猫外交”已有千年历史

专家考证,中国的“熊猫外交”已有上千年历史。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685年,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熊猫和70张毛皮。大熊猫真正作为最高规格国礼发轫于1941年,当时,宋氏姐妹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示对其救济中国难民的谢意。到20世纪70年代,大熊猫被中国送往世界各地,“熊猫外交”达到高峰。     

浅析两次淞沪抗战时期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对难民的救助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史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难民状况、难民遣返、难童教养及慈善组织等专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外文史料发掘较少。本文结合原始法文档案与中文资料,运用中外文献互证的"双重证据"方法,分析了1930年代法租界当局与天主教会在上海难民救助中的角色与立场,即二者的救援工作虽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国民政府无力施展有效救助的特殊时期,其行为客观上对难民起到相当程度的保护作用。本文将近代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与天主教会策略、法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紧密连接起来,以当代历史视角研究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宗教和国际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