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以1860年11月～1898年10月为中心

关于教案的发源,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观点：1．侵略说;2．中西化冲突说;3．三重危机说;4．多种因素说。①笔以为,笼统地将晚清近两千起②教案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列强侵略或两种异质化之间的冲突等都未免失之简单,应作具体分析。在晚清直隶,引发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由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以及民教互争公产地亩引发的地产之争;摊派各种庙会和修庙钱引发纷争;细故口角争殴;教堂或传教士、教民遭劫窃引发;反教谣言、揭贴引发;民教双方由相互猜疑进而捏情上控引发教案等。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清末在闽日僧与日本驻台“总督府”的关系——以外务部档案史料为中心

利用宗教进行扩张,是近代列强对华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环,教务教案问题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但是,已往的论著都是围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由此引起的民教冲突所展开的,对日本佛教在华活动的探讨,则迄今尚属空白。实际上,自甲午战后日本佛教即经由台湾向华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进行疯狂扩张,而日本驻台的“总督府”又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幕后支持者的角色。本文拟以新发现的清末外务部档案史料为中心,对此略作分析。     

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

本文以乡土社会迎神赛社为视点 ,对于近代山西民教冲突作了探析。首先介绍了民教冲突中引人注目的戏乐纠葛 ,然后考察了迎神赛社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功能。西方传教士无视这一传统习俗 ,禁止教徒参加迎神赛社活动 ,民教双方冲突由此产生。文章从绅士维护领导权威和民众要求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等方面对戏乐冲突的原因作了探讨。最后强调指出世纪末的严重干旱将原本存在的戏乐纠葛推向高潮。     

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

1906年的南昌教案是义和团之後的第一大案,在中国教案史上也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有九名外国人被害,多处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被抢掠焚毁,结案时除惩凶、赔款,还处分了包括江西巡抚与两司在内的十多名官员;更因为前此教案皆民教相仇或者教与教仇,而朝廷命官（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在教堂身受重伤、随即死亡之事,“实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以往的研究简单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但真正起因却是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发後又竭力欺上瞒下、弥缝推诿,不仅使南昌县令江召棠在列强与上司间两头为难,被迫走上绝路;更让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处处被动,国侮权丧。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明季《南京教案》文化背景剖析

南京教案作为明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天主教的运动,其间曾出现许多批驳天主教的文章,这些驳论性文章从广泛的领域向天主教发起猛烈攻击,反映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激烈冲突,其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几乎涉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各个领域,或者说此后三百余年所有中西文化冲突,都可以在此发现端倪,觅其萌芽,因此非常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细心体味。限于篇幅,这里谨撮要胪列如下: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试论义和团时期山西的民教冲突

义和团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教冲突的集中爆发期,这一时期的山西,因为邻近运动的发源地与地方官员强烈的仇教态度,最终出现了激烈的民教冲突。本文试从地方官绅的参与以及中央政府的态度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山西的民教冲突进行论述,以期能对这一问题有透彻的认识。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

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标志着中国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面冲突。这次冲突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纪元。纵观这一个半世纪的沧桑巨变,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漫长而崎岖的现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督抚对教案认识态度的比较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三任督抚基于不同的社会和心理基础对教案产生了不甚相同的认识和态度。对于教案起因,三位督抚都认为基督教的扩张是教案的直接原因;同时,毓贤和袁世凯又认为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是诱发教案的重要原因。最后,袁世凯明确指出了列强和基督教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教案的处理,张汝梅曲意弥缝,以和为主;毓贤和袁世凯皆主张持平办案。他们对义和团的剿抚之策,也影响了山东教案的产生。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读唐浩明《曾国藩·黑雨》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连发教案,而天津教案因死人之多,闹事之大,尤为引人注目。中兴名臣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因天津教案,清廷令曾氏驻节天津,悉心专理。该案事关多国主权,涉及清朝督、抚、道、府、县数级官员和方圆百里地方百姓,尤其是当时还存在国内士大夫阶层和民众爱国排教情绪高…     

百年沧桑换人间

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贵阳教案1840年的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以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跟着而来的是大举入侵中国,传教是侵略手段之一。在全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中,贵阳人民勇举大旗,走在前列。咸丰十一年（1961年）发生了青岩教案,第二年又发生了开州教案。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两者合称贵阳教案。贵阳教案揭开了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序幕。明才战争以后,法国帝国主义分子被看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在贵阳进行种种侵略活动。他们同罗信众,庇护不法教徒为非作歹,干方百计扩大教会势力;他们兴办教会学校,宣扬宗教．企图消除中国…     

辜鸿铭对晚清历史的独特认识

辜鸿铭的保守主义思想,来源于18世纪末、19 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浪漫主义,再加上他忠于清王朝、忠于“中国政教、文明目标”而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他以内在的道德精神和外显的秩序与安宁作为评论晚清历史事件的基准,其分析结论“大疵而小醇”。在对待中西冲突的看法上,则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主要引用前述浪漫主义和若干国际法学理,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列强加以谴责,成为中国最早“以西学反西方”的尝试。他还对清末中国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其保守思想实开“东方文化派”与“当代新儒家”之先河。     

美国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再考察

在义和团运动中,美国政府一开始对其严重性缺乏认识,发表的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也与山东义和团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系针对列强"瓜分"政策发出的一个倡议。对于义和团运动向津京地区蔓延,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反应强烈,主张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并赞成列强的"瓜分"政策。但美国政府始终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并扩大到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将战争严格局限于解救使馆、恢复秩序范围内。在《辛丑条约》谈判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友善。东南地方督抚和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政府之间保持的外交孔道,对舒缓美国政府和公众的焦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场战争并非由"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而引发,主要还是19世纪以来中外民教矛盾和冲突长期得不到妥善合理解决的一个必然结果。     

漳州教会学校兴起的历史考察及其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成为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文化入侵的重灾区。西方列强在漳州兴建教堂、开办教会学校,输入西方意识形态,扩张殖民版图。本文考察漳州地区教会学校的兴起和发展,分析其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育手段等对当时漳州社会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和建设性意义。     

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

格致书院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全新学校。它由外国人倡议,中外人士共办,招收中国学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它是在洋务运动背景下产生的,学院的支持者、所有者、管理者中有许多中国人皆为洋务官员、富商和学者,可以说,格致书院就是为洋务运动提供急需人才而创办的。但是,洋务运动作为在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列强剥削的情况下兴起的求强求富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抉择,他们既没有采取保守的国粹主义态度,又没有采取急进的西化政策,而是选择了一条平等交流、渐进吸收的文化路线。当然,这一方面…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义和团运动与民间风俗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义和团以其坚决的反帝行动、盲目的排外情绪和独特的斗争形式演出了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以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被封建统治者扼杀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而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羽毛未丰,尚处于初期的发动阶段;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农民的肩上。中国农民深受外国侵略之苦,在民教冲突中又受中国封建官府的压抑,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们便把愤懑情绪发泄到外国传教士及其羽翼下的教民身上,发泄到外国侵略者在自己家园所修筑的铁路、所埋植的电杆上。遍及北方各省的声势浩大的反洋     

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的局部冲突及其影响

1930年红军在长江中游与列强驻华海军的冲突,并非如当时列强政府和后世西方学者所言,是中共盲目"排外"、无端攻击外舰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英、美、日等国仇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推行维护其所谓内河航行权和长江利益的政策,干涉中国革命,并不顾中国平民百姓伤亡,从而引起红军和苏区群众针锋相对的武力对抗。尽管红军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列强争胜,但其不甘屈服的反帝精神,连同舆论界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造成了列强"长江共同警备"设想的流产,使其难以对中国革命实行大规模的联合武力干涉。此次冲突为中共初步确立兼顾党的民族解放理想与现实步骤、结合革命与外交、区分帝国主义者与外国人民的反帝政策,以及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基督教自身因素看晚清基督教在华传播受阻原因

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似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在中国传播的绝佳机会。然而后来的历史却证明,基督教不仅未能在晚清中国广泛传播,反而是无法被中国主流社会群众所接受,教案层出不穷,甚至还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枪炮开道且已获得了合法传教权利的西方基督教会势力为何未能成功地使中国基督教化?本文试着从基督教自身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以求给予读者关于此问题的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