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问题

立宪会议问题对于1917年俄国革命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立宪会议被赋予解决所有迫切问题的重负,承载了人民群众的主要期待和希望,但临时政府受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牵制,没有把它作为紧迫的任务来解决,因而延缓了和平、土地、民族等迫切问题的解决。十月前后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从积极主张到彻底否定,这一变化除了现实政治原因之外,也有思想理论上的根源。而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是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日本明治前期的立宪主义思想争鸣

日本明治前期立宪主义思潮逐渐流行之后,面临必须召开国会和制定宪法的政治局势,社会上围绕有关立宪的诸种问题展开了思想争鸣。这些思想争鸣的内容包括立宪主体应当是在全日本至高无上的权威天皇,还是由人民通过选举而构成的议会;当时日本的立宪条件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即人民的教育、智识水平是否已达到立宪要求;立宪应当加速进行或者只能缓慢地逐渐推进;宪法保障人权功能究竟能达到多大程度;宪法限制以君权为代表的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所能发挥的作用等。此类思想争鸣不仅使近代化的立宪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导致立宪主义思潮更加广泛地在日本流行;而且通过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政治思想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以后包含各种政治利益诉求的明治宪法的制定,乃至对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什叶派乌里玛与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

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是什叶派乌里玛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深度参与的一场政治革命.20世纪初,在伊朗内外危机的作用下,什叶派乌里玛、巴扎商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结成盟友,为立宪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必要条件.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三位大阿亚图拉积极支持立宪革命,强力干预了伊朗政治发展的进程.以努里为代表的乌里玛则经历了从起初勉强支持到随后坚决反对的转变,成为反立宪派的中坚力量.1911年俄国入侵伊朗后立宪革命的失败,促使乌里玛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更加紧迫的反侵略任务.立宪革命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预演,蕴含着伊朗政教关系剧烈变动的基本趋势,对于解析20世纪以来伊朗的政治史和宗教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载泽奏闻清廷立宪“三利”平议

史学界曾长期将清末预备立宪定性为“政治骗局”,重要根据之一是,载泽出洋考政回国后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提到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批判者说,这立宪“三利”和盘托出了载泽等人主张立     

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

每当人们谈起清末预备立宪时,无不以一言蔽之曰:“假立宪”。此种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讨论。本文仅就预备立宪活动中是否有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除消弭革命的立宪动机外,他们是否还具有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立宪动机,他们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争论,是真假立宪之争还是走日本式道路或走英国式道路之争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

在美国革命期间各州的立宪中 ,马萨诸塞立宪运动以成就最为突出、意义最为深远而著称。马萨诸塞立宪开创了专门制宪会议和人民批准宪法的先例 ,设计了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新型共和政体 ,在宪政思想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展现了革命期间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精彩侧面 ,尤其是推动了外来政治理论的本土化 ,并对英国宪政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所有这一切都对联邦立宪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为美国宪政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市民也参加了进来,甚至干得更猛

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     

民国前期的立宪主义及其实践

北洋集团掌握中央政权的民国前期,政局比较混乱,社会思想也比较复杂,但立宪主义思潮意外呈现出活跃态势,开国会、制宪法成为一些当权者以及广大宪政主义者的重要诉求,在此背景下开展的一系列制宪活动,也取得了值得称道的宪法性成果和制度性成果。时人对宪政的内在价值了解有限,当权者的政治表现也不完美,但这不能抵消立宪的积极意义。民国前期的立宪主义及其实践,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一环,书写了中国宪政运动史的重要一页。     

皇朝立宪面面观

皇朝要立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被当时与后世的民众看成是奇事.奇就奇在“皇朝“与“立宪“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存在着“君政“与“宪政“的根本对立,有了许多的“两面“,直让人以为皇朝立宪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同时,也就是这些“两面“,兆示了后来中国宪政的基本格调--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法律而没有法治,让人对中国历史有时感到一些无奈,有时又看到一些希望.为看看到底有多少“两面“,遂有这篇<皇朝立宪面面观>的文章.……     

名妓的香扇诗

<正>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丑闻层出不穷,"日日言自强,不必其果自强也,招权纳贿,丧心病狂也如故;日日言立宪,不必其果立宪也,紊乱行政,隳坏国     

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孔祥吉先生在《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一文中提出,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被慈禧召见时曾主张立即实行立宪政治,并认为张是敦促慈禧推行立宪政治的重要人物。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从张之洞平生为人处世的哲学来看,他一向圆滑佞巧,不太可能与慈禧大唱反调。因此,该文的史料来源《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一文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从张之洞对立宪的一贯表现来看,他始终持一种消极保守的态度,不太可能发生突变。孔先生认为张之洞对开设议院持积极态度的另一重要证据,是光绪三十四年奕劻向慈禧呈递的一条密折,然而细察该密折的内容,张之洞并未主张速开议院。     

张绍曾与“滦州兵谏”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华北地区发生了以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首的新军将领用武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的“滦州兵谏”,并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策划“立宪军”、密订联合进占北京的计划。虽然他们的活动前后不到十天就宣告失败,但在当时革命     

在朝廷主持下，中国有了准地方议会和准代议机构

朝廷要立宪,无论对于传统的士绅还是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清朝入关的暴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部分新学堂学生和市民,多少有所耳闻。但是即便如此,士绅、市民和学生,还是相当兴奋,纷纷上街提灯庆祝,人们彻夜狂欢,高呼皇帝万岁,立宪万岁。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清末宪政编查馆考察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筹备立宪”,中设置的一个新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等事宜。宪政编查馆是清王朝推行伪立宪的一个御用工具,但从客观上看,这个机构的成立无疑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起了促进作用。本文拟就宪政编查馆的缘起、职掌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略的考察,以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乌莱玛在伊朗立宪革命中的作用初探

1906-1911年伊朗爆发了立宪革命,它在伊朗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乌莱玛阶层在革命初期的引领作用,推动着立宪革命的不断前进,为伊朗带来了宪法、议会和三权分立等现代政治理念。随着民主党派逐步掌握领导权,立宪革命开始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与乌莱玛预想的目标并不一致,乌莱玛阶层内部出现分歧,革命联盟的力量被削弱。在民主党派与乌莱玛阶层的斗争中,保守的乌莱玛要求在宪法补充法中加入宗教裁决的条款,使得伊朗在20世纪初期再次确立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国家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而在伊朗未来政治的演变中,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成为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     

士绅保路冲冠怒,不帮朝廷帮“乱党”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是有道理的。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三立保定之行一节之疏证

关于陈三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保定之行,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所记从细节到大要,都颇有讹误之处,不可尽信。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开复在光绪三十一年而非二十九年;袁世凯主张立宪之隐情非仅陈三立一人窥得,而是路人皆知;并非袁世凯主动邀请陈三立,推荐者乃毛庆蕃;等。尤其是陈三立对于立宪的态度,陈寅恪也出现了误判。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予以辨正,以期近真。     

试论第三届国家杜马

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 3日颁布的新选举法产生的,十月党人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革命的角度看,它与第一、二届杜马相比确实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动,但若从现代化及俄国历史发展进程角度看,它又有积极的一面。它保住了1905年的立宪成果,同时又使议会和政府达成共识,促进了立宪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促进了社会和经济改革,解决了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     

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

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邓红洲关于张之洞对清末立宪的态度,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张态度消极,主张缓进;一种认为张态度积极,主张激进。长期以来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胡思敬的《国闻备乘》、张一的《古红梅阁笔记》、许同莘的《张文襄公年谱》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