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世纪的南海诸国及其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7至9世纪中国处于隋、唐王朝统一、繁荣时期,与南海(今东南亚地区)诸国交往更为密切。本文论述隋唐王朝对在今中南半岛北部设置的交州、安南的治理,并对中南半岛上的林邑(环王)、扶南、真腊等国,骠国以及今马来半岛诸国,室利佛逝国和今马来群岛诸国的地理位置、建国历史、经济、文化状况作了探索,进一步论述它们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通贡” ,应主要是指周边民族和外国派遣使臣向中国王朝进行“朝贡”、“朝献” ,也包含有中国王朝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臣的活动。通贡可以说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本文选取过去学界研究不多的唐朝与南海诸国的通贡关系作一较深入的探讨。首先 ,以八个表的形式 ,将南海诸国至唐朝贡情况 ,朝贡性质和特点 ,作较完整、深入的论述 ;其次 ,对南海诸国贡品及其贸易主要特征进行分析 ;最后 ,论述了唐朝遣使至南海诸国的情况等     

西汉“僰道”治所辨误

《贵州文史丛刊》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刊出了蒋彻先生撰写的《江－北盘江起的珠江》一文。该文称：“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安边场）指江’”。又称：“这条‘南夷道’,由今四川宜宾安边场直‘指江’”。在这两段文字中,蒋先生将西汉僰道治所注为今四川宜宾县安边镇,显然与史实不符。实际上,西汉僰道治所并非今宜宾县安边镇,而是今宜宾市市中区翠屏区（即撤地建市前的宜宾市）,两地间距离约３５公里。故有必要对西汉僰道治所的问题作一小考,以免以讹传讹。据史料记载,今宜宾市古称僰道。是四川南部设置最早的地方县级…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起点于中国,自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他国人民进行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粤、闽;岭南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地区。从西汉时起,中国人就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海,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同外国通商。三国时期,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联系南海诸国,他们所经历各听说的国家有100多个。刘宋以后,海上交通更加发达,“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对岭南,乃至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秦汉“复道”考

秦汉史籍多处说到“复道”,秦始皇大治宫室,曾“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又“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西汉长安“桂宫周匝十里,内有复道,潢北渡,两至神明台”,“北宫有紫     

汉唐龟兹史事琐谈

龟兹—西汉玉门葱岭间最大城国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的总人口为325,091人,其中城郭诸国合计271,554人,而龟兹一国即达81,317人,约占城郭诸国总人口的30％,是当时玉门关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之间的第一大国。自从汉武帝通西域,特别是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以后,龟兹等国即纷纷向汉朝遣使贡献。汉朝在龟兹东邻的渠犁、轮台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领护”。及     

宋元泉州航海成就与航海技术

泉州为我国宋元时期对外交通大港．往来地区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乃至埃及、东非和地中海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当时泉州对外交通的航线主要有三条：一是自泉州启航．经万里石塘（今我国西沙群岛）至占城（今越南南部）,再由此转往三佛齐（今印尼巨港附近）、阁婆（今爪哇）、渤泥（今文莱）、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等地,史称“东洋航线”;二是由泉州放洋过南海．     

唐代“五台山进香道”补释

唐代“五台山进香道”在今河北境内分为两段,今正定至阜平为第一段,至少有东、中、西三条路线;自阜平至山西五台山为第二段,只有一条道路。圆仁第一段所行之道为中线。中线是“五台山进香道”的主要通道。     

南越国“四宫”考析

<正>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三郡。秦末中原战乱,南海郡尉赵佗（河北真定人）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以故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为都城,自立为南越武王。公元前196年,赵佗接受汉朝的册封,后因吕后专权,对南越国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赵佗切断与汉联系,自称“南越武帝”。汉文帝继位后,汉越和解。至公元前111年,西汉大军“攻败越人,纵火烧城”,     

关中汉唐帝王陵

<正> 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都分布在长安附近高且平的“原”面之上。除文帝灞陵与宣帝杜陵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和少陵原外,其余九个帝陵均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此外,还有四个西汉帝后陵域,这就是高帝父亲的万年陵、文帝母薄太后的南陵、昭帝母钩弋夫人的云陵、以及未曾完工和使用的成帝昌陵。所以,长安附近共有15座西汉帝后陵园。 西汉帝陵的位置从文献记载到地面之上的高大山陵都是很明     

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

丝绸路上的著名关隘玉门关,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及其路线的变化,关址有过几次改徙。本文披检有关史料,并经反复实地踏察,考得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石关峡,置关时间当在武帝元封四年,至太初三、四年间李广利二次伐大宛之际,随着汉王室西方战略的需要,遂将玉门关西迁至敦煌郡西北。石关峡至今仍残留关址和汉长城遗迹。迨及五代、宋初,该峡又被重新利用,重又设为玉门关,为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分疆之处和东西交通要口,此为最晚的、最后废弃的玉门关址。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河西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上消声匿迹了。     

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沟通了我国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对于研究汉代中西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玻璃珠饰是岭南汉墓出土器物中最为典型的一类。本工作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化学成分和器型风格,对玻璃珠饰的产地来源进行了探讨,进一步阐明了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西交流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汉代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许倬云所看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丛书”之一种。该著作不仅为西方读者考察和介绍了关于汉代农业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但是,受魏特夫“亚细亚型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观点的影响,作者在运用相关考察汉代农业经济时,却忽略了对传统史料的考证和诠释。这种倾向,导致了作者在论述水利工程、人口增长、佃农人数、国家权力和田租数量等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时,忽略或误读了传统史料所表达的基本信息。同样,作者对汉代地主阶级势力所作出的过低的估计也存在着相当问题。实际上,整个汉代,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极为活跃的：西汉后期,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已愈演愈烈;迨至东汉,随着田庄的兴起,汉朝统一的根基不断被腐蚀,最后终于瓦解了汉王朝的统治。     

合浦汉墓出土绿柱石宝石珠饰的科学分析

采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广西合浦出土的新莽(8—23年)和东汉(25—220年)晚期的宝石珠饰进行了原位无损分析,新发现了一批在外观上极易被误认为各色水晶的绿柱石族矿物(如海蓝宝石和透绿柱石)制作而成的浅蓝色和无色透明珠饰。利用手持式显微镜对绿柱石宝石珠饰的穿孔形状、孔径大小及其内部微痕特征进行了观察分析,参考南亚和东南亚同时期石质珠饰的钻孔工艺及钻具研究成果,认为这批绿柱石珠饰采用了钻石钻头双面对钻钻孔工艺。结合南亚地区宝石资源、出土绿柱石宝石珠饰及其钻孔工艺和加工作坊等情况,认为这批绿柱石宝石珠饰是由南亚经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研究结果为探讨汉代中国南方与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信息,有助于提高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贸易网络在传播珍贵物品的认识。     

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

根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结合汉籍文献记载,考辨了9—10世纪自地中海到中国的陆路交通路线。中亚到中国的道路起于呼罗珊的木鹿,中亚地区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扎敏、怛逻斯和碎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而花剌子模是中亚与东南欧及北欧贸易的中心及货物集散地。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暨临邛冶铁实验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1月,"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暨临邛冶铁实验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邛崃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学者,就中国西北与西南、中亚、东南亚地区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进行深入探讨,并在临邛汉代冶铁实验考古现场就汉代冶铁和炒钢的技术与工艺、考古遗迹与各个生产环节的对应关系、出土冶铸遗物的科技检测分析等问题展开讨论。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研讨会的召开不仅展示了亚洲大陆冶金考古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临邛冶铁实验考古也为今后冶金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效借鉴。     

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

从西汉史可见都城长安"千余人"集会,"守阙上书"的情景。"阙下"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宫阙前特殊事件的发生,"吏民聚观者"甚至可达"数万人",也说明这里有规模可观的空间。民众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市"。刘据在"巫蛊之祸"时曾经策动"市"的群众"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里巷仟佰"也曾经成为民众"聚会"场所。而礼制建筑区也有相当宽阔的空地。不过这是不允许民间活动使用的空间。总体说来,西汉长安宫殿区的宏大规模,使得普通居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压抑,而公共活动空间相对有限,使得都市功能的实现,不得不以诸陵邑作为补充。考察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可以发现公共空间的区别。东汉洛阳已经有空间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城市史进程中都会职能和交往条件的这一重要变化,也体现了汉代都市社会构成形式和社会生活形态的若干历史特征。     

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

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方向正对,路径捷便。在特定的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既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大致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得到准确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的经济交往的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空间位置居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的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地方,可以说具有坐标性的意义。其交通史的作用,在后世依然长期发挥,因而形成有久远影响的历史记忆。     

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探述

琥珀制品在两汉时期风靡一时,琥珀印在琥珀制品中颇具特色。本文在对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出土地域、自身特征、出土位置及伴出物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出土琥珀印的墓葬等级较高,且出土位置特殊,并伴随有水晶、玛瑙、海蓝宝等贵重宝石。这些宝石的产地可能源自南亚或东南亚地区,而这类随葬品在两汉墓葬中的流行亦体现了当时物质交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