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姓名”趣话

姓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最早的姓,发生在原始氏族社会,据《春秋》考证,夏人后裔就以禹之生母"姒"为姓;我国古史传说中人物的姓氏,诸如神农姓姜,黄帝姓姬,都从女旁。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上载:"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这说明女人所生,就是姓的本义。在上古,除了姓以外,还有氏。氏是姓的分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

魏晋南北朝(以下或简称六朝)隋唐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位置,中日学界迄今尚无定说。远不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学界都曾就中国古史分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中国学界形成了所谓“三派五说”：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     

古史辨、文化实践与蔡元培的民族学观

关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一文,学界多强调其所厘清的＂民族学＂之学科内容,而甚少探讨蔡氏所阐述的民族学研究在中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蔡元培的民族学观影响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学术规划,中研院民族学者凌纯声的研究中的古史辨视角与文化实践内容即具体呈现蔡氏眼中的民族学之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既能为我们综合理解民国民族学提出另一个思路,也为我们整体地看待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

近年来,因法、史学科的交叉融合,辛亥革命史研究新见叠出。一种意见援据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观点认为,《清帝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得以避免同期奥匈帝国似的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因而诏书是中华民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作用堪比《临时约法》。本文认为这种意见错漏甚多。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是对立的政治制度,法理上,两者绝无权力授受关系;事实上,中华民国系革命建国,即便是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也系民国政府授予;至于说诏书避免了分裂,更是与事实不符。从根本上讲,"主权转移"说无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乖法理,又违事实,碍难成立。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

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宋代考据史学三题

宋代以前 ,历史考据学有一定的发展 ,但并不成熟不系统。随着唐宋之际思想领域里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史学流派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 ,那就是义理史学和考证史学的发展。其中 ,考证史学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获得很大的发展 ,成为宋代史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或论文出现。“疑古与考据”、“国史与考据”、“笔记中之考据”三个方面是宋代考证史学的三个有突出成就的方面 ,分析这三个方面 ,对于加深理解宋代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顾颉刚先生对古代民族融合的考察

华夏民族的形成问题是古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从缕析古史的角度,考察了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融合。他指出战国时期随着现实中族群的融合,也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思潮,具体表现为设计出共同的始祖、共同的地域。同时,顾先生指出,三代以来的华夏文化成为民族融合的文化基础。共同的始祖、共同的地域,以及共同的文化基础,促进了各族属在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保障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顾先生的研究,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论魏源的《诗古微》

清代著名的三家诗学者魏源的《诗古微》,是一部功力深厚影响较大的诗经专著,它在诗经研究史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诗古微》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本文并不是对该书的全面评价,而是偏重于从诗经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对该书进行选择性的重点评价,即比较王先谦与魏源对《毛诗》评价的异同,对魏源如何看待《毛序》与卫宏的关系,对魏源在《诗经》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突破与贡献,对魏源的精微之见,作一些介绍与评述。     

石鼓文谜底的疑点与契合点——姚大荣《石鼓文足征记》研究

在中国唐代,人们在古陈仓发现了十个刻有文字的鼓形石,人们叫它＂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至今没有定论。本文在广泛研究了各家学说后,认为以姚大荣为代表的观点比较有说服力。文章在简述了姚大荣二十一条论证后,本文笔者也从笔迹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