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

胡适于“五四”前夕留学美国归来，他接受了西方近代学审查史料的方法和批判眼光，且与乾嘉严密考证方法结合起来，当时其化主张同陈独秀等人同样代表着时代前进的要求，以上是他成为民国初年开创学术新局人物的重要条件。他于1918年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主要特色和贡献，是在学科研究的基本构想和述内容的自成体系两大方面，为近代史学研究和述提供了新范式。20世纪名学梁启超、蔡元培、冯友兰曾先后对胡予以高度评价。     

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

五四新文化时期 ,胡适借助西洋统系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 ,建立起新的学术典范 ,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要角。但从 1 92 0年代后半期开始 ,他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述 ,遭到各派学人或隐或显的批评指摘 ,矛头所向 ,正是以西洋统系条理本土材料的弊端。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 ,胡适表面不动声色 ,暗中从著述和方法两方面设法重建学术地位。这种成败同因的戏剧性变化 ,提醒后人更加注意中外文化交融大背景下学术与思想的微妙关系。     

胡适与他的“半部书”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名学,译、评、述、成果丰硕。他生前荣获36个博士学位(其中35个为荣誉博士),始自192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补授”哲学博士学位,止于1959年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赠予的人学荣誉博士学位。胡适一生治学勤勉,知识渊博,却留下数部“半部书”,使人费解。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胡适与庄子研究

胡适在20世纪中国庄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尝试运用西方哲学体系研究<庄子>,推动了庄子研究范式的转换.胡适对庄子人生哲学展开了激烈批判,对庄子反科学主义思想既有所批判,又努力挖掘庄书中所包含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最近20余年来,庄子研究范式又得到了新的救正.     

英语世界的胡适研究

本文广泛收集和整理了英语世界的胡适研究成果,仔细阅读、推敲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细致总结和概括出英语世界胡适研究成果的基本情况,划分和厘定了英语世界胡适研究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以求在一个宏大的框架下更好地把握英语世界胡适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走向。笔者发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英语世界就出现了零星的胡适传记和研究著作。五六十年代以来,与胡适相关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英语世界的研究者或在有关中国文学、哲学、史学、教育、外交、宗教等方面的著作中列专章,或者以专著、学术论文的形式对胡适进行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以胡适为专题的20多部博、硕士论文和专著。     

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

学问无止境,学者要在不断修正错误的基础上进步。拙文《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刊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发表前后,有较大的反响,得到一些同行谬奖,也有朋友提供新的见解与资料。①这些意见与资料使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觉得有必要对拙文中的某些论点进行修正,或做进一步的阐发,从而加深对问题的探讨。     

但开风气——论胡适的诗经研究

五四新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涌入,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受到强烈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胡适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反对用经学的观点看待《诗经》,提倡用学的方法研究它。他指出,前代的《诗经》研究都将眼光集中在经学的领域,眼界太狭窄,限制了《诗经》学的发展;必须打破这种传统,采用新的学术方法研究《诗经》,就是用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在这一方面,胡适作了一些实际的研究工作,推动了现代《诗经》学的发展。     

思想与角色: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解读

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明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归因于胡适身负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权"同盟者的双重角色,体现出在非常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与"人权"的紧张.     

论二程的历史哲学

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从“天理”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他们将一种本位价值——道德价值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把一切历史活动都放到道义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再解释以说明伦理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不论是对历史学基本性质的反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和历史动因的认知,其理论基点与归宿都是融摄伦理规范的宇宙本体——“天理”,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完整性。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胡开文墨业考

本以新近公布的墨品实物和献资料对胡开墨业的开创、发展和特点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徽墨”将和中国书画艺术一起流芳百世的趋势。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以对华政策为中心

胡适对苏联外交的评判大体是求是的.他高度评价苏俄初期的对华宣言,希望中国政府承认苏联,赞赏苏联在30年代中期的和平努力,认为苏联是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充分肯定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胡适也谴责了苏联外交所表现出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胡适以冷战思维判定苏联外交是侵略、扩张性的.     

石氏家族的中原之路——石解墓志释读

代北胡姓在魏孝文帝改革时,进入中原的族姓基本都改成汉姓,除了众所周知的若干大姓,其实还有不少中低等氏族,乌石兰氏改为石氏即是其中之一。历时数百年后,随着南下、汉化、改姓、改籍贯等,进入唐朝的石氏家族,已经汉化,但仍然保留了代北胡姓的影子或尾巴,甚至与汉晋中原石氏纠缠不清。通过对"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解府君墓志铭并序"的释读,同时辅以撰写者石洪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石解与从弟石洪,虽然有可能是分属风马牛不相及的汉胡族系,但起家走的都是科举之途,发达和辉煌也与文化素养有直接关系,两门石氏辗转各地,在石解和石洪前后几辈逐渐形成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居住和仕宦圈,反映了部分中等士族在唐后期向洛阳集中的趋势。其中,代北胡姓社会关系网的遗存仍然若隐若现。     

刘师培的民族史研究及对蒙文通的影响

晚清时期有关民族问题的大讨论热烈而持久,这种现象,实为政治上“革命”之需要的产物。晚清革命派以民族问题的探讨为欠,吹响了倒清的号角,刘师培正是有力的吹鼓手。刘的民族学研究,既有政治的意蕴,同时也有一定的学术含金量,对于现代史学中民族史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

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重大成就

20世纪 5 0年代 ,经过中国史学会精心组织 ,由一批第一流学者分别担任主编 ,1 0年之中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 0种 ,62册 ,共计 3 0 0 0余万字。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整理 ,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史料 ,成就巨大 ,影响深远 ,因而堪称是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