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摩崖

陕西的碑刻及摩崖题刻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清代集金石著录大成的《金石萃编》中,收录的陕西金石就占全国的半数以上.据记载,陕西最早的石刻文字有上古‘阳虚岩壁二十八字”、传为夏代禹王所刻的“嶓冢摩崖”和秦“石鼓文”、“诅楚文”,今除“嶓冢摩崖”尚残存于原地、“石鼓文”藏北京故宫外,其余二品已失佚.在全省现存的逾万通(方)碑刻和摩崖中,汉代至元代的有160余处、300余通(方)(不包括墓志和绝大部分墓碑),内容包括记事、颂功、石经等类.以处计,关中地区占三分之二以上.肇建于北宋的西安碑林,     

秦襄公东进关中线路考

秦襄公东进关中,在秦早期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但就其东拓之路线,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表明,秦襄公东进关中所走的路线是由甘肃张川县的秦邑,经秦家塬至陕西陇县汧邑的“秦汧道”。从秦邑到汧邑全程约113公里,其中甘肃境内约50公里,陕西境内约63公里,陇山山区约70余公里。     

国家博物馆藏 隋张通妻陶贵墓志拓本四种

《张通妻陶贵墓志》刻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清乾隆年间陕西西安出土,首题“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士行参军张通妻陶墓志”,19行,满行19字,楷书,有方界格。著录见《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集古求真》、《八琼室金石补正》、《陕西金石志》、《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等,全文见《古志石华续编》、     

处州孔庙碑刻考

《处州重刊孔子庙碑》《曲阜祖庙真影碑》原为处州孔庙碑刻,处州孔庙毁后藏于丽水市博物馆。本文试对碑刻年代、相关人物、碑刻内容等作一考述。     

隋张通妻陶贵墓志拓本四种

《张通妻陶贵墓志》刻于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清乾隆年间陕西西安出土,首题“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土行参军张通妻陶墓志”,19行,满行19字,楷书,有方界格。著录见《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集古求真》、《八琼室金石补正》、《陕西金石志》、《成宁长安两县续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等,全文见《古志石华续编》、《志石文录续编》、《关中石刻文字新编》等。志主陶贵,丹阳人,乃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土行参军张通之妻,卒后葬于长安县龙首乡。《张通妻陶贵墓志》乃隋志中之佳品,其书法秀劲端雅,一直以来评价极高,是临习隋楷的最佳范本之一。     

毛凤枝及其两部著作

《南山谷口考》是目前仅有的一部专门论述陕西关中南山（即今陕西境内的秦岭山脉）北侧诸河谷及其出山口附近的守备,与陕西关中,尤其是古都西安安危关系的军事历史地理专。它原名《陕西南山谷口考》,民国二十三年（1934）被陕西通志馆收入其所编印的《关中丛书》时,始被省去前面的“陕西”二字,成为《南山谷口考》。其实上述两个书名都不甚确切,因为谈到陕西南山,秦岭之外有一座巴山,而秦岭南侧的诸多山谷及其谷口,又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内。     

《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校勘

《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现立于保定市的古莲花池内,是莲池收藏的年代最早、书法价值最高的碑刻,近年《河北金石辑录》、《古莲池碑刻萃集》、《保定名碑》等书籍先后载入此碑,并收录有碑文。笔者通过与原碑的新、旧拓本进行对照,发现了录文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论《秦风》产生的时代、地域

根据秦西垂第一陵园出土文物及考古资料,《秦风》产生的时代,当从秦非子以下至秦康公之世。《秦风》产生于今甘肃东部天水与今陕西西部的"西府",即宝鸡地区。而《秦风》十首中主要的、有影响的篇目则产生于天水地区。如从历史的角度讲,《诗经》中在今陕西境内产生的诗歌,应该是《周南》、《召南》,而不应该是《秦风》。"秦"是秦人东进时由天水带过去的名称。     

《金石录》“祝其卿坟坛”刻石新考

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祝其卿坟坛"刻石,首见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此后的金石学者对该石多有考论,但对"祝其"的误识延续至今,对"祝其卿"的身份也一直是众说纷纭。笔者审视原石拓片,结合出土文献,说明《汉书·地理志》"祝其"乃"况其"之误。《祝其卿坟坛刻石》中的"祝其"始于赵明诚根据《汉书·地理志》对"况其"的误识,后来学者多沿其误。"祝其卿"乃是"况其卿"。笔者进一步推测《况其卿坟坛刻石》中的"况其卿"即是《尹湾汉墓简牍》中的"况其邑丞",名字叫孔宽。     

北宋时期长安古碑的两次劫难

古人刻碑,是期望它传之久远.然而面对岁月的侵蚀,面对自然灾变和人为破坏,能保存至今的,毕竟是少数.长安是汉唐故都,当年刻立的碑碣,数量一定不少,但今天所能见到的隋以前碑刻,却廖廖无几,唐碑除存于西安碑林者外,亦大多毁失,可见曾遭受的破坏之巨.乾隆本《西安府志·金石志》云:“关中金石之文甲于海内,……顾自唐末五季兵燹而后,一坏于宋姜遵之营浮图,再坏于韩缜之修灞桥,三坏于嘉靖乙卯地震,先后数百年,十盖已失其七八.”所列举的三次大的破坏,有两次系人为,而且都发生在北宋.     

隋唐遗存

陕西作为中国鼎盛时期的隋唐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留存于地上地下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迄今,已发现各类遗存1600余处.包括城邑、宫殿、寺观、作坊、窑炉、水利、桥梁等遗址和墓葬、窖藏、石窟寺、造像碑、摩崖、佛塔及碑碣等.其中,以京畿地区的关中数量最多,约占88%;陕北、陕南各约占8%和4%.     

唐《等慈寺碑》研究

《等慈寺碑》是唐初刻立的一通名碑,碑文记载了隋末唐初中国之割据局面,记载了李世民大败窦建德的武牢之战的全过程。从宋代开始,历代金石著作对此碑都有记载,《等慈寺碑》在中国书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有北魏碑刻和墓志的严谨法度,又有潇洒飘逸的情致,在唐碑中颇为独特,代表了楷书从魏碑向唐楷的过渡。     

陕西名碑被毁纪

陕西是我国保存历代碑石最多的一个省,清代人王昶所著《金石萃编》中所收陕西碑石,约占全国半数以上。据陕西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截至1989年10月初步统计全省现存各时代碑石约13840多座。碑石是有文字或图像的文物,有人说是会说话的文物,这是它不同其它文物之处,所以自宋元以来,便把金石学作为考古工作的一门重要课题。     

陕西省文物点分布

陕西境内的文物遗存非常丰富,目前,已发现文物点约3.1万处,其中约四分之三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共收录境内不可移动的文物点18422处,加上包容于大文物单位的文物点共21021处.陕北、关中和陕南分别占总数的30.4%、48.2%和21.4%,分布密度分别为每100平方公里7.9处、18.3处和6.4处.排除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文物点的消失(以汉唐以来的各类地上遗存为大宗),因建设和考古发掘形成的地下遗存发现的偶然性和不平衡,以及普查遗漏等因素,仍可从一个侧面印证陕西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近代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春秋、战国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的陕西,是秦人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统一中国的主要活动区域.自春秋至秦朝建立的450余年间,秦人相继建都于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而关中东部、陕北的一部以及陕南,则曾是三晋、楚.巴、蜀等国的辖地.目前,全省共发现遗存860余处.其中关中地区最多,约占50%,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又几占一半.陕北次之,约占42%;陕南最少,仅占8%.这些遗存主要包括城邑、宫殿、长城、水利、交通等遗址(约占69%)、各类墓葬(约占24%)以及窖藏和文物出土点.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及调查主要集中在关中,重要者有宝鸡斗鸡台等地的一大批东周墓葬、雍城遗址及陵区、栎阳遗址、咸阳城遗址及芷阳陵区、郑国渠渠首遗址等.在都城建制、水利、长城、宗庙和陵寝制度的研究以及建立墓葬序列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明祁光宗《关中陵墓志》考述

《关中陵墓志》是明朝一部记录陕西关中地区有关先朝陵墓的专志。本文主要从《关中陵墓志》文本关照的角度出发,探究该志的撰作缘起、历代著录与版本以及内容框架与体例等,并进而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     

西周遗存

陕西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目前,全省已发现西周遗存1100余处(其中少量遗存的时代可能略早或略晚于西周),远多于其前的夏、商时期,其中关中地区约占总数的77%,陕北和陕南分别占17%和6%。在关中,西周遗存密集地分布在渭水及其支流泾水、汘水、雍水、(氵韦)水、畤沟河、美阳河、漆水、沣水和洛水流域,并呈现出自东向西数量猛增的分布特点(其遗存数,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是关中东部渭南地区的10倍以上)。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一般包括有居址、生产区和族墓地,一些大的聚落可能是西周畿内的诸候国或各级贵族的采邑.     

陕西关中民间祭祀风俗源渊初探

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祭祀风俗是华夏民族传统的重要内容。《尚书》《周礼》《礼记》《仪礼》以及《尔雅》《诗经》等文献和宝鸡地区出土的著名青铜器铭文,都有关于裸礼、陻礼、復祭礼的记载和描述,这对于我们探索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的民间祭祀风俗的渊源,认识它们的古今社会功用都有重要作用。     

农学名著《豳风广义》的原刻重印本

清朝陕西学者杨屾编写的《豳风广义》,是一部介绍在陕西关中地区推行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以及发展畜牧和园艺事业的专著一     

于右任与碑林文物

举世闻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东方文化的宝库,收藏并陈列着我国大量的碑石瑰宝.作为伟大爱国者的于右任,对古代碑刻十分珍爱,曾呕心沥血二十余年,耗资十余万银元,搜购碑版四百余方,无偿捐献给碑林,对西安碑林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对于先生的这一贡献永志不忘,特整理分述于后.多方搜寻佚碑1918年,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回陕策划反军阀活动,目睹“如毛群盗满关中,天荒地老文物烬”,“石马失群超海去,宝鼎出现为贼讹”,珍贵文物大量散失,感到痛心疾首.从1919年至1922年,他担任靖国军总司令,指挥数万革命军与陕西军阀武装浴血奋战.但在戎马倥偬的时刻,仍不忘按毕沅《关中金石记》提供的线索,去查找散失的碑石.如他当时的寻碑的诗句:“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扶杖寻碑往所之”.“载酒三阳寺,寻碑兴倍增”.他苦心搜求《广武将军碑》即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