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息银两政策与内库银借贷——以内务府的生息银两运作为例

解决旗人生计是清代前期旗务的核心问题之一。自康熙皇帝开始,清代诸帝均采取了一些改善旗人生计的经济措施,其中最成功的制度是雍正元年开始实施的生息银两政策。另一方面,内务府为了增加内库收入,将内库银两借贷给商人等。生息银两政策与内库银借贷二者既有明显区别,又有联系。本文通过分析内务府管理下的生息银两的运作方式,梳理内库银借贷的具体过程,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银两面面观

银两的铸造工艺较特殊,了解它对鉴别银两成色很有帮助。有的银锭上带丝纹,有各种名称如细丝、粗丝、水丝、元丝等。丝纹的形成与银的金属特性和铸造工艺有关。铸造时银水倒入比银锭大一倍多的椭圆形器模中,白银在熔化中要吸收大量氧气,并在冷却时再将其突喷释放出来,形成气口,使银锭表面不光洁。因此就不能任其自然冷却,要把器模反复向两边倾斜,使银水不断附在器模纵向的两边凝固,就形成了银锭带有层层丝纹的双翅。旧时称铸银锭为“倾销”即源于此。同时还要用铁管不断向银水表面吹气,使其加速冷却,均匀释放氧气。银水凝固是由外…     

明后期的银两制度

一、银两制度及其主要内容 明后期的银两制度并不是由明朝某个皇帝诏定的一个制度而宣告诞生的。银两制度是经明后期数朝政府陆续颁定的一系列律令而构成的综合法规,其内容很广,主要包括以银两为法货单位;国家财政收支概以银两计算;规定白银货币的形制、分等、成色标准;规定银两与钱钞的法定比价等重要法规。其中,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确定白银本位货币地位的政策制度这两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诞生的银两制度的要点所在。中国封建社会虽始终未能建立银本位制度,但在明后期,白银已成为当时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货币社会职能完备的     

银元还是银两？

1842年8月29日,鸦片战争的失败者中国,面对一个巨额赔款。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这个数字是“2100万银元”。当时中国通行的货币是以银两计算,而不是银元。于是问题来了,此“银元”是何银元？鸦片战争的赔款为什么要用“银元”而不用“银两”呢？     

黑龙江广信公司银两票

黑龙江广信公司全称“黑龙江广信商务公司”,是清代地方政府官办金融机构。成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开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十六日。公司设在当时的省城齐齐哈尔,在呼兰、巴彦、海伦开有分公司,在吉林、长春、奉天、营口、北京、天津及上海等地设有办事机构。广信公司起先为官商合办．资本原定为五十万两,实际仅收二十万两。黑龙江将军达桂等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初四的奏折：“奴才等略仿吉林成法,参以商部新章,官商合股设立一所,开使纸币,汇兑银钱,     

雍正青花瓷鉴赏

本文通过对清雍正时期青花瓷的用料、造型、工艺特征、纹饰和款识的梳理,并结合福建省文物总店清雍正青花瓷藏品实例的鉴赏,让读者能够在短时间内了解雍正时期青花瓷的总体特征与鉴定要点。     

银两时代东北地区的内汇

正汇兑代表着资金在异地间的流动。在近代中国,既存的银两制度纷繁紊乱,影响着国内汇兑业务的如期开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汇兑形成了以上海为终极汇兑中心,以天津、汉口、镇江等区域为一级汇兑中心,连接次级汇兑商埠,覆盖全国的立体型汇兑网络,在旧中国的金融市场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贸易的发展与金融的汇兑业务如影随形。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动和款项收解,要求金融业为之提供信贷支持与资金流通上的服务。各重要商埠与上海的汇兑行市,即为申汇行情。东北的重要商埠城市,均与上海建立了以申汇为纽带的直接汇兑关系,而次一级的商业汇兑中心,则需要以间接行市为转移。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内汇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为数不多的相关金融史论文中。石涛认为,申汇作为一种通用的信用工具,成为被金融业经常使用的一种埠际资金汇兑方式,逐步奠定了上海在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1]马建华认为,     

宝浙局雍正通宝版式浅议

<正>雍正通宝铸行于清世宗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背文以满文纪局。雍正时期由于铜材紧缺,铸币数量锐减,许多局停铸或合并,不少铸局铸行时间不长。据史料载:浙江宝浙局于雍正七年开铸,至十一年停,大约4年时间。因此,其铸币数量应该是较大的。宝浙局雍正通宝主要版式可分为角头通与方头通两种。在雍正各局铸币中,多数为角头通版式,一局中具有角头通和方头通的只有云、晋、武、川、浙五局,其中宝浙局方头通版式最多。此外,     

搞大批判是雍正皇帝首创

雍正四年(1726年)，侍讲钱名世因诗赞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得罪了雍正。雍正传谕在京科甲出身的官员385人各写诗批判钱名世。这是我国历史上发动群众搞大批判的“创举”，始作俑者为雍正。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