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总署与早期朝美交涉(1866～1873)

清季以来,朝鲜对外关系逐渐由双边外交转变为多边外交。清朝的涉外机构礼部和总署不可避免地同时卷入了早期的朝美交涉中。朝鲜和美国都希望清朝能够出面帮助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而礼部和总署均不愿过多干涉朝美纠纷。礼部不愿干涉的理由是传统的封贡礼仪秩序,而总署的理由则是以国家利益为转移,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与礼部争权之嫌。     

朝鲜对华朝贡关系文书集《槐院誊录》管窥——以韩国藏书阁所藏《槐院誊录》为中心

《槐院誊录》是朝鲜承文院编纂对明清朝贡关系文书与外交相关事务的誊录,编纂目的在于运用所誊写的文书,即依照前例,处理当下的对华外交事务,是朝鲜外事交涉的重要参考性文献。辑录文书的《槐院誊录》,仅存藏书阁本12卷,编纂于朝鲜对清关系时期,收录了1403年至1637年间1075件朝鲜对明朝贡文书,是研究朝鲜与明朝关系史,特别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朝鲜与明朝、后金以及日本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论萨尔浒之战前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

史学界对于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局限于中国史料,很少有人研究。本文利用朝鲜文献,探讨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援兵问题、朝鲜双边外交问题以及明期对后金与朝鲜之间关系的干预问题等等。     

从朝鲜电信线问题看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

19世纪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0年,正是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控制权的10年。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争夺朝鲜电信权个案,则是中日在朝鲜展开的一场代理战争,也是19世纪80年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史个案可以看到,为了赢得控制朝鲜的主动权,维护和扩大各自的在朝势力,中日双方在具体权益问题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对方、直接与朝鲜进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时作为权宜之计,又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对方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压力以达到目的。对朝鲜,清政府采用了传统的宗属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相结合的灵活外交政策。对中国,日本采用了暂时放弃与中国争夺朝鲜电信线的架设权和管理权,将获取通信手段放在首位的实用主义外交。这种表面上没有直接对立,水面下却竞争激烈,有时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特点。这种关系从甲申政变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浅谈明代女真族与朝鲜人之间的边境贸易

浅谈明代女真族与朝鲜人之间的边境贸易文钟哲明代女真族与朝鲜、明朝之间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是十分微妙而复杂的,这种关系随着女真势力的不断扩大,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女真族与朝鲜人之间的经贸活动在女真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

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朝鲜停战后中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

召开朝鲜政治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约方之一,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首先,中国希望尽快召开朝鲜政治会议,坚决主张朝鲜政治会议应是包括苏联等中立国参加的多边圆桌会议。其次,中国积极支持苏联关于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倡议,推动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搭建新的外交平台。再次,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中国在与苏联和朝鲜协调立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会前三国就形成了强有力的联合阵线。最后,中、苏、朝三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密切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日内瓦会议虽然没能促成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中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得以体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得以推广。     

东亚区域外交:壬辰战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探析

壬辰战争结束后,作为东亚区域内的两个重要国家朝鲜与日本,他们开展关系的过程并不顺利,体现在:朝鲜对日本讲和与遣使提议的警惕和防范,双方开展通商贸易中的摩擦,双方在外交人员往来方面的争端,等等.朝鲜与日本关系不和谐的深层次根源,一是日本长期的"倭患",导致朝鲜对日本产生历史记忆,积怨甚深;二是日本发动壬辰战争造成的伤害,令朝鲜民众认知深刻,难以释怀.探析壬辰战争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不仅可以彰显彼时两国具体关系的发展走向,而且通过解读明、清王朝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问题,能够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东亚区域外交实况及地区政治秩序的演化.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图像中的现实与想象——朝鲜时代燕行之路的时空表达与视觉呈现

本文通过对朝鲜时代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朝贡和使行的基本制度的考察,明确了"定期使行"与"临时使行"的具体时间安排、人员构成、使行礼制,以及由于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外交关系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如何形成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不同的使行路线。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保留至今的使行图、燕行图、朝天图、契会图等以册页、屏风、卷轴画等形式留存下来的视觉图像,讨论朝鲜时代的朝贡与使行是如何被视觉化,而且如何通过图像的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明清与朝鲜关系中发挥作用的。     

李鸿章宗藩思想简析

宗藩思想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晚清重要的藩属国越南和朝鲜所出现的危难,李鸿章在处理和交涉的过程中,依据其与中国国防安全层次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越南问题上,李鸿章放弃了传统的“守在四夷”观念,主张放弃对越南的援护。而对于朝鲜问题,鉴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李鸿章主张采取逐步强化中国的宗主权。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